战争故事：我怀孕7月时被日军连捅37刀，状告日本却说我撒谎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妈妈终于到达了东京成田机场。

这是1997年2月6日，我第一次来到日本。

对这个陌生的国家我有许多想象。不过，基本都是负面的。

妈妈从小就给我们讲她的故事。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从日本人的刀下死里逃生，自此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她恨透了日本，我也跟着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和妈妈来到东京并不是旅游，而是来打官司的。

状告的，是日本政府。

只是这趟旅程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我们刚下飞机，就被卡在了海关。

面前的机场工作人员，嘴里说着我和妈妈都听不懂的日语。他们拿表给我们填，我们看不懂，急得一直打手势。

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整架飞机的人都过关了，我们还困在原地，急得团团转，把身上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拿了出来。

最后我总算想起来，跟妈妈说：“人家不是给你名片了吗？快拿给他们看。”

妈妈一听，赶紧掏出来。我把好几张名片递给他们，指着上面的名字，也不知道指的到底是谁。

他们开始一张名片一张名片地打电话。兴许是名片起了作用，我们终于顺利过了关。

却马上陷入另一个困境——我们找不到门了。

能看到的通道都是封闭的，我问妈妈：“怎么全是这样子，没有门我们怎么出去啊？”

妈妈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日本，但也不晓得。

过了会儿，她突然指着一块牌子说：“这上面不是有一个人吗？是一个走路的样子，是不是门啊？”

我往妈妈说的方向走，走到一半，玻璃“哗啦”一下子打开了，吓了我一跳。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自动门，我以前没见过。

接我们的人早就等在外面了，都是“中国人战争伤害索赔团支持委员会”的人。

他们手上正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李秀英。

“妈，你看！”我下意识地用手指了指，结果机场的灯突然变得亮堂了起来。

身边的旅客全都自觉地让出了前面的路，我们如同电影明星般地往前走去。

接待的人问我们，吃过饭没有。还没等我回答，妈妈就说：“吃过了，吃过了。”

我在心里嘀咕：吃过什么啊，就是飞机上那点可怜巴巴的飞机餐。但妈妈私下提醒过我，人家都过饭点了，不要跟别人讲我们没吃过。

他们这下高兴了，说要是你们都吃过的话，我们就马上开会。

我们坐上了去市区的小汽车，路上一共四个小时。车里只有妈妈、我、委员会的律师团，以及翻译。

这时候，妈妈向律师团提出了一个令她不解的问题：“你们都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帮我一个中国穷老太，我没有钱给你们的。”

这一次我们来日本，路费、生活费、诉讼费，所有的开支都是免费的，全部由这些日本人来承担。

我和妈妈第一次知道他们，是在1995年。

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工人日报》的记者，说有一群日本律师想帮妈妈。

这群日本律师正在帮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妈妈一开始是不愿意加入的。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就发表过《中日联合声明》，说“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妈妈虽然很不理解，但还是愿意相信国家。

可这记者说，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损失不赔偿，不代表受害者个人的损失不赔偿。

妈妈一听，有道理。

在记者几次三番的说服之下，妈妈终于同意，加入起诉日本政府的队伍，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晚年的妈妈（来源网络）

记者很快帮我们联系到了北京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没过多久，就有人到家里告诉我们，日本律师团的人已经到了南京，住在古南都酒店，叫我们第二天早上过去。

妈妈第二天过去一瞧，那有六七个人，他们扛着摄像机，要采访妈妈，收集证据。

视频采访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整整拍了两天。妈妈视频委托他们，帮助她起诉日本政府。

但那个时候，其实她还没有想清楚，这群日本人，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帮助自己的。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妈妈，她又问：“你们律师就是靠嘴巴赚钱的，凭什么帮我，有什么目的？”

律师团的人都笑了。

妈妈又严肃地说：“你不讲，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也没有一句话回答你。你不要问我任何话，我不会回答你。”

最后，一个姓中野的律师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李妈妈，你讲对了，我们律师就是靠嘴巴赚钱的，但是我们赚别人的钱，不赚你的钱。我们到中国，不是专门为你，是顺便帮你，所以你的费用不用担心。

为什么我们要帮你呢？因为你李秀英做的事情，在中国来讲是了不起的。你能够活下来，更了不起。你的证据，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是不可逆的，是推翻不了的。

我们钱很多，就是没有名，东京最大的法庭，我们平常来不了，但现在我们带你打官司，就能上东京最大的103法庭。我们这样的小律师，仗着你李秀英的名字，就能上。

中野律师最后说，但是官司可能打很长时间，你能不能拿到钱，能拿到多少钱，我们都不知道。

妈妈听了之后，就说不管你们赔多少钱，哪怕赔我一分钱，你们就是输了，对不对？我是要你们赔礼道歉，向全世界赔礼，向中国赔礼。

“只要你们道歉，可以不要你们钱。”作为受害者的妈妈，以为这场官司赢定了。

开庭那天是2月12日。

我和妈妈，还有律师们，从下午1点开始，在东京地方法院外面排队登记，等待入场。

东京地方法院（来源网络）

离开庭还有15分钟时，我发觉身旁的日本律师们神情很不安。翻译一个劲地说：“李妈妈，里面穿制服的不是日本兵哦。”

原来，律师们知道我妈妈恨日本军人，害怕她看见里面穿制服的法警会感到不适，跟他们发生冲突。

妈妈却说：“我懂，他们是警察，我怎么不懂？当兵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帽子上面带耳朵的，脚上穿大皮鞋，挎大刺刀的。”

这下才让律师们放心。

时间到了，原告、被告、法官、律师，还有听众们，大家各走各的门，陆续入场。等到大家坐下来的时候，整个103法庭里挤满了人。

大法官的个子矮矮小小的，坐在大大的椅子上，显得更加小。他坐在审判席的正中央，旁边还有两个法官。

在他们的右边是我们控方的律师团，左边则是日本政府辩护方的律师，每边各六个人。

被告的律师们都凶巴巴地铁着脸，像是鬼子进村。他们一个个都穿着大皮鞋，跨啦跨啦地响，还夹着本子，很严肃，瞧上去洋洋得意，对人不客气。

开庭前，法庭的彩色大屏幕中，播放着有关妈妈伤害案的影视图像。

第一份视频，是美国牧师马吉拍摄的，他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60年前，妈妈在鼓楼医院医治刀伤时他就在现场，拍下了这段珍贵的影像。

片中的鼓楼医院里，躺满了受伤的人。镜头扫过其他病人，最后来到一个女人的身上，说，这就是我的妈妈李秀英。

妈妈的遭遇，已经在开庭前的一场国际记者招待会上讲过。

出国前，南京外事办的科长曾找我和妈妈谈过话，说我们这次来日本属于私人探访，面对记者说话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跟妈妈约好了，接受采访时一定要能互相望见，以免她一激动说错话。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和妈妈对望的位置坐下。

如果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就冲她点头，如果不小心说错了，我就把眉头一皱，跟她摇头。

每到这时，妈妈就会休息一下，喝一口水，或者去上厕所。她一去卫生间，我就跟着她，告诉她讲到什么地方可以停了。

各国的记者们都随着妈妈的讲述，回到了60年前的那个冬天。

1937年12月19日，是个无比寒冷的冬天，距离13日南京沦陷，已经6天了。

妈妈当年才18岁，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躲在国际安全区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里。

那是个美国人的小学，我外公觉得，那里相比安全区里的其他地方要更稳妥些。

可那天上午9点多钟，妈妈才刚吃过稀饭，一车日本兵直接冲了进来。

地下室分内外两间，男人全部住在外面，女人在里头。早在前一天，日本人就来过，抓走了外间住着的所有年轻男人，只剩下了四五个老头子。

这一次来，他们端着枪就冲进了女人所在的房间。

为了保护年轻妇女，老太太坐在前面，小孩子夹在中间，稍微年轻一点的全部坐在后头。可日本人专拣年轻的姑娘往外拖，很快就轮到了妈妈。

妈妈心想，拖走年轻姑娘一定不干好事，宁死也不能受日本人的侮辱，于是心一横，挣脱开了日本兵的手就往墙上狠狠撞去。

她当场昏死在了墙角，右额头上肿起了紫黑色的大包。

日本人吓坏了，以为她死了，很快把目标转移到了别人身上，生拉硬拽了其他的几个女人，便离开了。

我外公是警察，当时正在难民区维持秩序。他跑回地下室，看到妈妈晕在地上，喊啊、叫啊，总算把她叫醒了。妈妈一摸自己的头，短发、额头上全是血。

等到傍晚，天色暗了下来，妈妈和难友们远远地就听到有人的脚步声靠近。

又有三个日本兵来了。

他们用刺刀赶走了外间还剩下的男人们，就大摇大摆地进到了里屋要抓人。

其中两个把老人和孩子全部赶到一边，抓到两个女人就往前屋里拖，丝毫不管她们的大喊大叫。

还有一个日本人，腰上挂着军刀，在屋子里来回溜达，四处打量。他一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就朝她走来，嘴里喊着“姑娘、姑娘”，一边叫还一边动手来解她旗袍上的扣子。

妈妈正躺着，心里气极了。日本人一靠过来，她就伸手去抓他裤裆里的东西，但没抓着。

他弯下腰，妈妈猛地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一个鱼跃，迅速抓住了他腰上的刀柄，夺过了军刀。

我妈妈是山东人，1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家里的父亲、叔伯、兄弟，不是警察就是军人，这令她从小就十分男性化。她还跟我外公学过拳术，脾气坏、力气大、体质也好。

她虽然从来没见过拿着军刀的军人，心里害怕极了，但她暗暗告诫自己，日本兵也是人，也是父母生出来的，没什么可怕的。

于是她拿着军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

她想起外公说过的诀窍，要占墙角才没有后顾之忧，于是赶忙靠在了墙角上，决心豁出去了，拿刀使劲朝日本兵捅去。

日本兵吓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女人也会反击，急忙抓住她的手腕。

妈妈急中生智，用头狠狠撞他，拼命咬住了他的手，日本兵顿时痛得啊啊大叫。

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叫喊声，急忙放下手里的女人，端着刺刀跑了进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妈妈的右手还高举着军刀，被日本兵摁住手腕，左手则紧紧攥住日本兵的衣服不放，两个人正在搏斗。

尽管这名日本兵全副武装，而妈妈还怀着孕，穿着行动不便的棉旗袍，但她个子高大，仍旧占了上风。

赶来的两个日本兵见到这场景，拔出刺刀，冲上来就往妈妈的身上刺去。

因为顾及自己的同伴，这两个日本人一直刺不中她。妈妈的对手长得又矮又小，她完全把他当作盾牌，以抵挡攻击。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了妈妈的头部，对着她的脸一通乱砍。

很快，她的脸上、耳朵、鼻子、眼睛、嘴上还有大腿上瞬间就被刺了许多刀，牙齿也全部都被打掉了。

妈妈顿时痛到没有知觉，仿佛他们刺在木头上一样，她根本记不清自己到底挨了多少刀。

鲜血从各个伤口处喷涌了出来，血流如注，浑身是血的她看上去不像是个人。

妈妈的嘴里涌上来了许多血，她愤怒地把那流到嘴里的满口鲜血，一口一口地全部喷在了日本兵的脸上。

地下室里，墙上、床上、地板上，全部都是血，妈妈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想着跟他们拼命，把他们全都杀掉。

突然，她的腹部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日本兵的最后一刀，刺入了她正怀着身孕的肚子里，刺透了她的棉袄和卫生裤。

她眼前一黑，再一次昏死了过去。

法庭的彩色大屏幕中，继续播放着妈妈相关的影视图像。

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头发乱糟糟地竖起来。她脸颊臃肿，头大如斗，瞧着不像个活人，身上到处是伤口，浑身裹着治疗的纱布。

1937年，妈妈在鼓楼医院接受救治时的影像截图

第二和第三份，是两份文字材料，分别是当年为妈妈医治过伤口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日记，和德国国社党党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中，有关妈妈伤势的部分。

视频里，一边是60年前妈妈伤疤的原始照片，一边是现在妈妈伤疤的照片。一条刀疤对一条刀疤，一张一张地放着。

法庭十分安静，只听到一阵阵的抽泣，不少人用手帕擦着泪水。

突然，旁听席上有人叫喊，发出了抗议。叫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抗议三位法官不认真观看与案件有关的重要录像。

法官连忙站起来解释：“这部影片我们已经看了许多遍。我们都知道，你们放心。”

人群这才安静下来。

妈妈镇定地站在原告席上，望了望旁听席上的日本民众。

如果人们仔细看她的脸，就能够看到那些骇人的白色刀疤，隐藏在她深深的皱纹里。

一个甲子过去，这些伤痕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小时候，我会因为好奇，摸摸妈妈脸上的刀伤。她告诉我，“是日本人刺的”。

但我当年太小了，对她的讲述没有什么感觉，只觉得这些疤痕软软的，很好玩。记忆里，妈妈穿着短裤给我们洗澡时，我们还会趁机摸摸妈妈腿上的疤。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软软的伤疤，是因为妈妈受伤之后没有缝针，表皮一直没长好导致的。

当初，那三个日本兵刺伤了妈妈之后便离开了。

外公跟我们说，他看到鬼子走的时候是三个血人，身上脸上全是血，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等他回到地下室再看到妈妈的时候，她正躺在地上，已经感受不到呼吸了。

后来他们分析，日本人是有政策的，干完坏事一定要把人杀掉，不留证据。妈妈之所以能活下来，应该是他们没想到她挨了那么多刀还没死。

外公当时也以为妈妈死了，只得请人挖了个坑，打算将她埋起来。他们又弄了个门板，把妈妈抬出了地下室。

那几天南京正在下雪，冻得人直哆嗦。没想到妈妈到了外面，冷风一吹，有人看到，她被割裂的破嘴正“噗噗”地往外冒泡泡。

他们赶紧告诉外公，李秀英还没有死，不能埋！

外公赶紧把她送到了鼓楼医院。

那天值班的护士和我妈妈是邻居，还是在培育小学读书时的同学。她瞧见我妈妈，却没认出来，只看到担架上的人身上全是血，昏迷着不能讲话。

她问我外公：“李伯伯，这是谁呀？”

外公当时就哭了，说：“这是秀英。”

护士惊讶极了：“秀英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日本人戳的。”外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呜咽道：“快，我去叫医生。”

妈妈和护士合影，右一为作者徐越牛

因为怀着孕，妈妈被送到了妇科病房。她当时浑身是血，脸肿得很大，旗袍被日军的刺刀戳了许多洞，米色卫生裤上的血粘得根本就脱不下来，最后干脆是用剪刀剪开的。

美国医生威尔逊为妈妈处理了伤口。当时他只有24岁，也觉得我妈妈救不活了，便出于同情仔细地为妈妈缝合了脸上的刀伤。

后来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女人。

因为小腹上刀伤太深，已经刺入了子宫，在妈妈腹腔中孕育了近七个月的胎儿停止了呼吸。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威尔逊医生跟外公说，妈妈肚子上的那一刀是关键。如果不发炎，她可能还有得活，如果发炎可能就没命了。

美国牧师马吉听说了妈妈的故事，便拿着摄像机来医院里看她，拍下了一段珍贵的影片——也就是后来在东京上诉时，现场播放的那段。

这之后，妈妈昏迷了整整7天。当她醒来时，整个医院都为之震动，没人能想到她挨了37刀还能活过来。

那个护士钦佩地跟她说：“秀英，你胆子真大，要是我，我得吓得呆了、瘫了，你还能跟他搏斗，你真勇敢。”

妈妈只说：“我不屈服他。”

她还问起了自己的孩子，护士告诉她，那是个男孩。

她住院住了整整两个月，直到除夕前夜才出院。

因为南京的家已经被日本兵放火烧了，马吉牧师开车把妈妈送到了珞珈路25号丹麦人住的大铁门内，那里是收容难民的地方。

在这个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法庭里，除了我们和翻译之外，几乎全是外国人，但是妈妈并不害怕。

她依然是那个勇敢的中国女孩。

宣布法庭纪律后，妈妈宣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中野律师开始就事实经过向妈妈连连提问，妈妈说一句，旁边的翻译就译一句。

讲着讲着，旁听席上传来了呜呜的哭声，不少在场的日本年轻人都开始抹眼泪。哭声越来越高，妈妈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原本一脸严肃，忙着记录的被告方律师团，在听到妈妈的讲述之后都停止了记录。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坐在那边，最后把本子盖了起来。

妈妈说完，法官询问控辩双方的律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反驳的。

被告方的律师团说，没有了，对案情事实没有异议。

他们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说，站了起来，朝妈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就退场了。

法官又问妈妈：“您需要什么样的赔偿？”

妈妈反问，我失去了一个儿子，要不然我儿子今年就60岁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法官又问：“那您要赔偿多少钱？”

妈妈还是反问，一个儿子值多少钱？你们当年就应该赔偿的，到现在，加上利息是多少？我就要你们赔我的一个儿子，你们要赔我。

最后，法官还询问了妈妈许多日常的问题，生活怎么样，经济来源靠什么？

法官还好心地叮嘱妈妈：“要打赢这桩官司需要很长时间，请您保重身体，祝您看到这一天！”

妈妈向他道谢。

我们的律师们都异常兴奋，说：“这里每一次开庭，法官从来没有与原告谈及案子以外的问题，今天是一个例外！”

庭审结束，我们刚走出103法庭，就听见大老远有两个日本人又喊又哭。

只见两个块头很大，20岁左右的日本年轻人跪在地上，哭着爬向了妈妈。

其中一个，一边跪着一边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话。翻译说，他讲的是：“我们的前辈犯了这么重的罪，过去我不知道，我代表前辈向你谢罪。”

妈妈很感动，赶紧上前把他们搀扶了起来。

那些天，我和妈妈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打招呼的人特别多，他们都会边向我妈鞠躬边说着什么。翻译告诉我们，他们都在讲“对不起”。

但妈妈在日本并不喜欢出门。

有中国留学生跑来看她，说要带她出去玩。妈妈不肯，说：“我们中国比这里好，我不要出去看。”

我们家从来不买日货，所以到了日本以后，我妈妈也什么都不买。要她出去上街，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妈妈都说不去，“有需要的，我家门口都能买到。”

有一次，律师团的人非要我和我妈妈一起去浅草寺，说那里是跟南京夫子庙一样著名的景点，可以去看看。跟我们同行的，是一个女翻译和她的女儿。

他们给了我们2万日元，说不买东西不要紧，可以路上买点吃的。妈妈不肯要，我就替她收着了。

我觉得只是到处玩一玩，没什么关系，妈妈却严肃地说：“你要买东西，离我远一点，你自己买。”

等到了下午快吃晚饭的点，我问她：“你肚子饿了，买点东西吃下不行吗？”

妈妈却突然开始骂我：“你眼睛长得直直的吗？”

我问：“怎么了？”

“你看看，离我们三公尺远的地方，有什么人？”

我赶紧扭头一瞧，这才发现有扛摄像机的人老远跟着我们，应该是东京电视台的。

妈妈说，我跟别人讲了，我是一个不买日本货的中国老太，我到日本来了，我能买东西吗，就是饿死了也不会买。

那些记者发现妈妈看见他们了，索性朝我们走来，跟我们说：“不要紧，李妈妈你买东西我们不会拍的。”

妈妈却说，我要买什么东西啊，你们要有钱，就把钱给我，我拿着钱回中国买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几个记者就不说话了。

等到了浅草寺门口，电视台的记者又问妈妈，这个寺里面有许多穿和服的老人，他们都是当时去中国打仗的兵，您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妈妈就说，他们现在穿的是和服，我就拿他当日本的老百姓看。如果他们换上军装，再把靴子、帽子戴起来，扛着刀，我就不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了。

看完浅草寺，他们又带我和妈妈一起去看东京都厅。那是一栋政府大楼，有五十几层。

记者不无炫耀地跟妈妈说，你看我们房子那么高。

妈妈却说：“这个东西是劳动人民盖的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说着她又提到了抗日战争，说，你们好好地过日子，能盖房子，不都好吗？为什么要跑去打中国呢？

后来，那记者再说，妈妈就回他你们打中国打错了。你们要打我们，你打得过吗？你打不过。

我们中国人，死了都要咬你一口。

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总是会有记者问我妈妈，为什么当初丈夫丢下她自己逃难去了？

妈妈都会很激动地耐心解释，说不是这样。

我的爸爸陆浩然是天津人，跟妈妈经人介绍认识，1937年3月才刚刚结婚。

他在国民党118师做电报员，妈妈本来随着他一起住在上海的川沙县里。

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局势突然变得危急起来。许多日本飞机会停在川沙县的江边，白天前往上海去轰炸，晚上就再飞回来。

而在返回的途中，这些飞机会把没扔完的炸弹到处瞎丢，随时有炸到平民房顶的可能。

这样的情况令我的父母焦虑不已，但因为爸爸需要跟随部队，不能随便离开上海，不得已，就叫舅舅带着怀孕的妈妈，一起逃到南京投奔我外公。

过了不久，他又随部队来到了南京，找到了妈妈，本来是想带着全家人一起走的。

但那时候妈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们逃难需要坐船，妈妈会很不安全，部队里也不会同意路上带一个孕妇。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商量着，要爸爸带我舅舅先走，外公和妈妈留在南京，等局势安全一些再团聚。

妈妈受伤后，过了好几个月，爸爸终于收到外公朋友的信，这才知道了妈妈跟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伤的事。

他立马向部队打了报告，请上面给他派了个去上海的公差，打算冒险前往南京寻找妈妈。

因为敌占区通行不便，爸爸只带了一把雨伞就出发了。

他从武汉绕道广州，又从广州到香港九龙，再从九龙乘船到上海，一路靠着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等到他终于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938年8月了。

他在城西北的广丰厂粮食仓库里找到了我外公，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见到了妈妈，那是马吉牧师带着她几经辗转才找到的新的藏身之处。

他们相见的时候，爸爸已经认不得妈妈了。

妈妈的脸颊浮肿，肉被豁开，眼皮翻起，嘴巴也被割成了好几瓣，被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了短短的猪鬃般的新发，长得活像一只大狗熊。

他心疼极了，抱着妈妈痛哭，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马吉把妈妈交到爸爸手里，对他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你的太太是好样的，你不可以嫌弃她；

第二，你要好好照顾她，南京大屠杀是个大事件，将来李秀英会是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人；

第三，日本人也许会回来杀人灭口，你们要当心。

爸爸把这些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妈妈在战争中毁了容，爸爸从没嫌弃过她，反而更心疼她。

他总是跟我们念叨，说我妈这辈子吃了太多苦。

因为妈妈的后遗症，她没办法出去工作，家里几乎全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过活。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五男四女，还带着姨妈、舅舅还有外公一起生活。

为此，爸爸打了两份工，一个人养活了家里十几口人，却从来都不抱怨。

他性格也特别老实，脾气很温和，和妈妈很少吵架，一直都很支持妈妈。

他还很乐意帮助人，如果有人有困难找他借钱，不管最后会不会还，爸爸都会借，有时候就算家里第二天都没钱买米了他也会借给别人，大家都说他是“冤大头”。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我爸爸安慰我们，如果被人欺负了，心里要明白，是别人在欺负我，但我能忍下来。

我小时候比较活泼，三妹出生后不久，别人家没有小孩的跟我爸爸说，你看你生了一个老三，又是个女儿，生三个女儿了，把老二给我们喽？

爸爸说：“不要说三个女儿，生四个女儿我都不嫌多，男娃女娃都能当兵，我要生一个排的人，将来当兵。”

我们家的生活很清贫，经常揭不起锅，可以说是穷得一塌糊涂。

有时实在没办法了，买不起米的时候，我就会帮妈妈把家里的床单、被窝洗干净，和她一起拿去当铺，换几毛钱去买。好在那时候米便宜，一斤才几分钱。

因为人多，家里房子却小，所以屋里除了一张桌子之外，就全都是床。我们姐妹四个，加上姨娘，五个人睡一张床。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过日子，每次烧柴做饭前，她都会检查一下豆秆上有没有剩余的豆子可以吃。

像芹菜的老根子，一般人会扔了，但是妈妈就会留下来把它剁剁碎，再做别的菜。她几乎不吃鸡蛋和肉，会省下给我们吃，而自己总是在锅里“刮东西吃”。

每年春天，大家都要把冬天穿的棉衣拿出来缝缝补补，还要到外面做鞋子。我们家这些事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妈妈一天到晚做工。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因为妈妈不能干体力活，所以我10岁就在家里干家务了。妈妈后来生弟弟妹妹的时候，我也会帮她坐月子，帮着她和爸爸照顾弟弟妹妹。

16岁的时候，我去工厂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1987年，爸爸去世之前，把妈妈托付给了我。他省吃俭用给妈妈留了500块钱。当时的5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妈妈一辈子都很要强，只有在提到爸爸的时候，她才会有一丝黯然与自责。

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他。

那些被日本人刺伤的刀口，给妈妈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她经常头晕目眩，脑子里像有一个知了，一天到晚嗡嗡叫。被日军刺伤的左眼也会止不住地流眼泪，每次洗脸都痛苦不已。

天气预报，我妈妈是最准的。她的身体仿佛一个气象台，每当天气恶劣或生病时，腿就会钻心地疼痛。

因为嘴边被戳了好多刀，她的牙齿也全部变得松动，不能嚼东西，只能安装了假牙。

嘴不成形，吃东西很困难，吃饭、喝水，都会从鼻孔中流走，饭粒经常从鼻腔里喷出，鼻涕也会不断从鼻子旁边的豁口中流出来。

打小我的记忆里，妈妈几乎不出门，哪怕是走到巷口买些油盐酱醋这样的小事，也会交给我或者大姐。

那时候，妈妈的脸像个大盘子，很肿很大。因为脸上明显的刀伤，所以她从来不照镜子，又因为腿上的刀疤，所以也从来不穿裙子。

她不出门，怕被人认为是个疯女人。其实在家她性格开朗，喜欢读书看报。

除了这个原因，妈妈也担心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万一自己出门有什么意外，就不能亲口说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了。

她一辈子都记得马吉跟她说的话，老跟我们讲，“历史留了我这样一个活口”。

妈妈后来还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手指关节都不能伸、不能弯。

除了生理上的疾病，妈妈的精神也一直备受煎熬。

晚上，她总是不睡觉，一个人坐着想问题，一根香烟接一根香烟地抽。所以我会特意在她抽烟的时间之前，催她去睡觉，帮她把被窝盖起来。

睡着的时候，她经常做噩梦，梦见日本军队进入了南京城。她总在深夜喊着“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每到这时，我都会被她吵醒，然后赶紧把她叫起来：“妈，你做噩梦啦，哪里还有鬼子啊！”

等妈妈惊恐地睁开眼，再看看四周，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最后她自己也笑了。

她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把手电筒。如果枕头边没有手电筒，她就会在可以够到的墙角放一根棍子。

那都是她防身用的武器，如果有人来侵犯，她可以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还可以当作榔头来防身。

她还把自己的指甲留得又长又尖，像是獠牙一样，因为她觉得指甲也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抓人。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给妈妈洗澡时，被她尖尖的指甲划疼、划伤。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虽然不能出去工作，但是妈妈会在家纳鞋底贴补家用，常常会叫上我们几个子女一起帮忙。

平日里，妈妈只要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一点点的报酬，就会很开心。

有一回，南京市长请妈妈到东南大学去做报告，大概两个半小时。回来的时候，她带回来了两盒饼干，说是市长送的。

我们家的小孩从来没有吃过饼干，这两盒饼干，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妈妈高兴坏了，没舍得吃，带回来分给了我们兄弟姐妹。

她也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不能做亡国奴，“亡国奴就像鸡笼里面的鸡一样，被人随意欺负。”

她告诫我们：“你们要能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精忠报国，我希望你们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不要贪。”

妈妈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做南京大屠杀的报告。

1951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一起去铁道医学院（现中大医院）作报告。

那是妈妈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南京大屠杀，也是我第一次听她作报告。因为我们家的生活很清苦，她连当时作报告时穿的衣服都是跟邻居们借的。

那天，妈妈在台上没有讲几句就哭了起来，一直哭到了大会结束，台下的听众也是哭成一片。

我仿佛是第一次认识妈妈。

妈妈在演讲

回来我跟我妈说：“你不要我们哭，结果你自己哭了。”

妈妈却说：“你们不晓得那个场景，你们不晓得难过。”

这之后，妈妈开始不间断地在各种机构和工厂作报告，逐渐成为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代表。

她一开始还是会哭，后来慢慢的，就不哭了。

她还去过特种部队、空军部队里演讲，看见年轻的军人们，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保卫国家啊，祖国有多少祖先，他们就这样死了，死得多么惨啊。”

1985年，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妈妈觉得，他们这些幸存者终于有一个小小的家了。

在江东门纪念馆，妈妈接待了许多国内外的参观者。

有一回，日中学院“日中不再战”访华团的一百多个日本人来到了南京。听妈妈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许多人都哭了。

其中一个长发女青年问妈妈：“你们恨日本人吗？”

“恨，当然恨！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我流多少血，血的教训，能忘记吗？”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

实际上，妈妈对于日本情感的转变，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母女赴日之前，母亲已经受邀跟着江东门纪念馆的馆长一起，到日本作了一次演讲。

那时候，她是带着满满的仇恨去的，想要去看一看自己痛恨的国家究竟长什么样子。没想到这次日本之行，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

她去了广岛，见到了真实世界里的日本老百姓，这才发现，日本和中国的普通民众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日本的老百姓其实也不好过。他们家里的重劳动力，全被政府强制征兵，此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也要受外国人的气。

见到我妈妈后，许多日本人都跟她说，我们得到报应了，要是不欺负中国，年轻人就会呆在家里，把我们保护起来，不受外国人的气。

自那之后妈妈就知道了，和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的事。

国与国之间就像邻居一样的，要互相帮助，要和平，不能打仗。

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后，妈妈的故事就传到了国外，所以在她还没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都传说，有一个中国妇女不得了，红眼睛，红头发，有很大的块头，三个当兵的人都打不赢她，凶得不得了。

可等他们真的见到了我妈妈，却都说，我妈妈很慈祥，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

妈妈还在北海道给许多小学生做过演讲。

两年后，等到妈妈带着我，再次来到日本时，那些孩子的小学老师专程从北海道赶到名古屋，带来了他的学生们写给妈妈的信。

翻译流着眼泪给我们读了孩子们写的信：“英雄的中国奶奶，欢迎您又到日本来。您的反抗救了两个中国妇女，维护了中国妇女的尊严。祝您身体健康！”

这次日本之旅，我们一共去了14天。

期间，妈妈参加了和平组织的宣讲大会。会场瞧上去不怎么大，但到后来，人越来越多。

本来只给妈妈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演讲，但她激动得不得了，到了点，工作人员叫她下来她也当没有看到，继续在台上讲。

最后她讲：历史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不承认是不行的，世界要和平，老百姓要安宁。

台下一片哭声。

讲完之后，她去上厕所，我赶紧跟上去，问她，人家都叫你下来了，你干嘛不下。

妈妈说：“我来了就是要讲话的，我要讲话我不讲？”

大会开得特别成功，影响很大，组织的人高兴极了。妈妈演讲刚结束，就有一位日本老太太走近她说：“我站在您一边。”

接着，又有一个白发老人被两个小伙子架着上来了。

那是一个日本老兵，他一看到我妈妈，就“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说：“我有罪，我报应了，我已经得到报应了。”

插画师根据文字描述还原

老兵说，他还没有到80岁，就不能走路了。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到中国去干过坏事。虽然我妈妈的坏事不是他干的，但是他要代表那些干坏事的人向我妈妈赔罪。

他现在日子过得很贫苦，但是他自己亲手做了糕点，送一盒子来，表示他赔罪的心意。

说完，他递上用精美包装包着的盒子，开始朝我妈妈磕头，磕得“咚咚”直响。

妈妈把老兵搀扶了起来，跟他说，知道错了，知错就改就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以后能多为争取和平做努力，就当是赎罪了。

这之后，妈妈还去了日本的各个地方演讲。大阪、横浜、静冈、名古屋……

有当地的民间团体跟我们提出，愿意付一笔费用，让妈妈安度晚年，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我妈说，我有国家，有九个儿女，有人管我的生活，不要你们来养我。但是该赔偿我的，一分钱也不能少。

对方非常吃惊，但还是尊重了妈妈的决定。

我们回国后不久，没想到一个叫松村俊夫的日本人，出版了一本叫《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的书。

他不仅全面否定了“南京大屠杀”，也否定幸存者的证言，说母亲是“假证人”，是被人们利用扮演着那样的角色而已。

妈妈气坏了，认为这是对她的人身伤害和名誉侵权。

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我们又一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把松村俊夫，和这本书的发行人相泽宏明、出版商展耘社都告上了法庭。

可妈妈也知道，对方的出格言论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妈妈接受过很多采访，有些人在记录她口述时出现了纰漏，前后对不上，还有些夸大的成分。

比如，有人说她在搏斗的时候，和四五个日本人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

就连江东门纪念馆在收录妈妈的经历、证词的时候，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妈妈曾经专门去纪念馆里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改正，工作人员却告诉她，这些资料已经收入了档案，没办法改了。

这些错误被松村俊夫这样不怀好意的人挑了出来，成了攻击我们的武器。

1999年9月16日，我们起诉松村俊夫的案子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立了案。

6天之后，我们收到了妈妈“伤害赔偿案”的一审判决结果——我们败诉了。

败诉的原因，他们认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说明了“战争伤害不赔偿”的问题。

值得庆祝的是，虽然败诉，法院在判决书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纸都以“法院承认历史事件”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这是历史性的进展。

2004年12月4日，妈妈在南京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仅仅一个月后，东京地方法院就宣布了我们起诉名誉侵权案的终审结果——我们胜诉了。

我心里觉得可惜极了，常常想，要是妈妈知道官司打赢了就好了，那样她死也瞑目了。她是带着终身遗憾走的。

我一直保留着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衣服，那是一件两面都可以穿的外套，黑白粗呢格子。当初虽只花了不到100块钱，却让妈妈欢喜了好几年。

她最后一次穿是她临终前摔伤住到医院，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洗过这件衣服，妈妈用过的手帕也收在外套的口袋里。

我一直觉得，那上面还能闻到我妈妈的味道，每次我闻一闻，就觉得她好像还没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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