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故事：中国女孩一次救下96个死囚，被比利时授予“国家英雄”

1951年1月27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早早走进比利时军事法庭，坐在辩护人正中间，法庭无休止的开庭已经让很多人心生厌烦。

望着那些专程赶来参加辩护的熟悉面孔们，对我来说，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法肯豪森被带了进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大部分人心目中，他不过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而已。

之前的55次开庭，已经将他的意志消磨殆尽，我看着他颤颤巍巍地走向被告席，坐下之后就微闭双眼，一动不动仿佛打坐。

作为入侵比利时的德国四星上将战犯，人们只想杀了他，这样可以一振国威，荡涤萎靡之气。

而今天，在这场终极审判中，我想的却是如何救下他。

做为辩护团中唯一的中国女人，当法官宣布由我发言时，四座突然静默，如入寂谷。

我第一次为自己的黄皮肤黑头发而感到庆幸，至少这张脸起到了该有的聚焦作用。

我站起来，按住手边那本被翻烂的卷宗，所有的证词我早已烂熟于心，这厚厚的卷宗今天不过是摆设。

我知道，不能上来就讲故事，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对于故事，哪怕是充满了传奇色彩，都已经倍感麻木。

我要带他们回到那个凌晨。

那是1943年3月12日的午夜12点整。

我刚刚睡下，就听见叩击诊所大门的敲门声，丈夫以为来了急诊，赶紧披衣下了楼。我也起身决定下去一看究竟。

脚步停在了楼梯口，丈夫面前的三人似乎来者不善，虽然没有持枪，但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杀气，一看就知道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果然，领头人开门见山，他们不是来看病的，而是专程来找我。

丈夫一听，平日里为人和善的他瞬间露出愠色，他礼貌拒绝了对方，说我已经睡下，请他们离开。

来人赶忙道歉，说他们从遥远的艾克兴赶来，是因为德军在当地已经抓捕了96个人质，他们都是无辜的平民，几乎都是青壮年，再过十几个小时他们就要逐个被枪毙……

丈夫立马打断他的话，极力解释起来，救人只是我曾经的义务，而不是一项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工作，更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况且我已经怀有五个半月的身孕，在这样的月黑风高之夜，要赶那么多路，这太不现实，也太不仁慈。

丈夫越讲越激动，对方的表情也越来越沮丧。

他转过身来，猛然发现站在楼梯口的我，脸上闪过一丝错愕，显然知道刚才的对话都被我听到了。

我缓步走下楼梯，五个月的身孕让我的身子确实有些沉重，我径直走到陌生人面前，说：“走吧。我跟你们走。”

对方一时怔住了，站在原地没动。随后走出诊所，在外面静候。

我小声安抚一旁的丈夫，让他不要担心，安心在家带孩子，我去去就回来。

没想到高高大大的他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一把抱住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和丈夫的结婚照

“我能做到的事而不去做，你知道的，我会一直不安。我不能委屈我的心。”

听我这一说，他知道无法阻止我了。给了我深深一吻，然后跑到楼上，拿了一个急救包递给我，仔细叮嘱我，万一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使用包内的药物。

丈夫把我送上门外的那辆雪佛兰汽车的时候，又折回去拿了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肚子上。

来人读懂了他担忧的眼神，拥抱了他，并保证会把我安全地送回来。

九十六条人命……其实对于我来说，那一瞬间除了救人，根本顾不上去想别的。害怕，也是来不及去想的。

不知为何，深夜崎岖的山路上，虽然颠簸，前途未卜，但我竟然睡着了，甚至还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跟着父亲坐着一条乌篷船进了苏州城，我从船舱里探出头来，看见一队白鹭低贴着湖边的芦苇。

白鹭掠过我的头顶，朝湖心飞去，突然一阵枪响，一只中枪的白鹭扑闪着翅膀，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我惊叫一声，梦醒了。

在那漫长且艰难的夜晚里，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感觉到了胎儿的第一次律动。

虽然这已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了，但是，我还是有着第一次怀孕的感觉——伴随着紧张的兴奋，兼有挥之不去的隐忧。

我用毛毯盖住自己的腹部，突然心生歉疚，眼里涌出泪花。

我用双手轻抚着腹部，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宝贝，妈妈会保护好你的，谢谢你陪伴妈妈去做这件事，等你长大了，我会讲给你听，你一定会觉得这很带劲。

我与孩子们的合影

不知道是不是路途太过颠簸，我开始浑身冒虚汗，手心湿黏黏的，下意识地攥紧丈夫给我的急救包。

时间接近凌晨四点。越往前走，晨雾越是浓重，气氛也似乎越发严峻，一路的德国装甲车、坦克挨挨挤挤，接着是层层叠叠的岗哨和检查站。

我手上的那张法肯豪森将军的名片，由于多次使用已然起皱，不过，沿路的岗哨还是很认的。

他们都知道，将军有个朋友是中国女人。

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法肯豪森将军差点不能见我，因为他早就自身难保。

世人只知道，法肯豪森将军是一个德军上将，德国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最高军政长官。

但没人知道，他一直是个坚定的反战人士，很早就参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

正因如此，将军在比利时担任军政总督的四年里，并没有执行希特勒的指令，而是实行人道主义管理，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比利时人民的利益。

这些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我，并不单单是出于他和卓伦哥哥在中国的私人情谊，而是有着道义上的暗合。

为了保护我，他不能向我袒露心扉，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盖世太保连我也不会放过。

将军的诸多反战“行状”当然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此刻，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要再次见到将军，并且解救那么多的人质，几乎是天方夜谭。

将军的秘书婉拒了我的求见，我仍坐在候客室的沙发上一动不动，那可是九十多条人命呀。

我坚称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见到将军，否则我不会挪动半步——除非他们拖着我的尸体出去。

那已经近乎是在发毒誓了。

死亡，在战争年代是最容易的事。

若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以死相逼，更是会被人笑掉大牙。但是将军秘书还是被我当时坚定的态度打动了。

他告诉我，将军答应见我，但不是现在，最快也要是二十四小时之后。

人命关天，最多还有一个小时，那些无辜的生命将惨遭杀害。

因为太过激动，我的双目圆睁，拼命摇头，一字一句说：“无论如何，我必须立即见到将军，哪怕我立刻去死!”

我不知道，将军正在召开一个非常紧急的秘密会议：几位反战的德国将军正在商讨尽最大可能除掉希特勒。

当秘书把我以死相逼求见的事，小心翼翼用耳语的方式报告给法肯豪森将军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诧。

他知道的，若非遇到特别紧急的事，身为母亲的我是不可能以死相逼的。

一分钟后，秘书把我带进那间熟悉的办公室，一夜的颠簸，我面容憔悴，脸色煞白，眼睛里也是充满了焦虑和疲惫。

将军看到我的样子被吓到了，竟情不自禁地走上来，叫了一声；“孩子，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来这里?”

我以最简短的话语告诉他，九十六条无辜的生命，他们的大限是一个半小时之后。

是的，屠杀即将开始。

这些人是真正的平民，他们非常无辜，我近乎祈求说，将军，无论如何您要拯救他们。

将军沉吟了片刻，这个片刻让我感觉无比漫长。

我觉察到了他的为难，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将军明显地衰老了，嘴角的肌肉松弛，花白的胡须也没有刮。

法肯豪森将军在办公

我悄悄环顾了一下四周，也从空气里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氛。

当时我不知道盖世太保就在隔壁，他们或许正在窃听，或者正在商量是否要提前对将军下手。

“好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这句简短的诺言透着平静的克制。

当我把那九十六个人质的名单交到他手里时，他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沉重。

将军放低声音告诉我，他已经完全不被信任，盖世太保就在他身边，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但是他会尽最后的努力。

他叮嘱我赶紧离开这里，以后也不要再来找他，然后伤感地说出了一句犹如诀别的话：

“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四十八小时了。”

他想了想，又说了一句：“以后见到你哥哥，卓伦将军，代我问候他。”

然后朝我挥了挥手，“走吧。”

我一下子泪流满面，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走吧，他说。

我无以言表，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我转身的时候身体有些笨重，将军注意到了。

他叫住我，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将军，这是我怀的第三个孩子，已经五个半月了。

将军原本黯淡的眼神突然明亮起来，他激动地走到我的面前，摊开双手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姿势。

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您怎么可以……以死相逼?谁给了您这样的权力，让一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在娘胎里跟着您受罪甚至送死!”

因为激动，他那发黑的嘴唇竟有点哆嗦。

“对不起将军，我实在是着急得没有办法了，或许我不那样说，您的手下就不会安排您的接见。”

将军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他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好地把孩子生下来。

我知道，他同样希望那些善良的人们都能好好地活下来。

送我走到办公室门口，他说了最后一句：“好好活着!”

这或许就是永诀。

走在幽暗的楼梯上，我只觉这座偌大的城堡犹若一个令人室息的坟墓，我更痛惜将军也即将被它所吞噬。

正是他在这地狱里发出的指令，解救了那些即将赴死的无辜生命。

我没有失望。

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将军行使了他最后的权力，把那九十六个人质从死刑改成劳役。

获救人质的合影

几天之后，一封由希特勒签署的职务解除令，送到将军的案头，他连起码的体面也没有保住，连离开总督办公室时，都由盖世太保押送。

回忆完那天凌晨，我宣读了一份由众多被拯救人质签名的联名状。

每当我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法庭上就有一个人缓缓地站起来，向全场示意。

然后，那些证人排队走到法肯豪森面前，向他鞠躬致意。

我惊呆了。

这不是我的安排。没有任何人可以彩排这一切。

犯人席上的将军失控地嚎啕大哭起来。

场内开始骚动，媒体记者们纷纷冲上前拍照，被法警阻拦；有些人开始鼓掌，尽管不很热烈。

神圣的大法官和陪审团的那些庄严面孔们也泛上了红晕。

感人的东西是会传染的，这的确是一出好戏，但不是好莱坞大片，而是真真切切的当代传奇。

原本以为，法肯豪森的下场也会像原德国派驻欧洲的其他总督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可是，剧情在逆转，大量的证词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无可辩驳。

为了维护秩序，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十五分钟。

辩护团里的西西拉温特女士一直在注视着法肯豪森将军。她多想走过去，给他递一块手帕，给他倒一杯水。

证人出场作证乃至排队鞠躬，如后浪推逐前浪，击拍着将军死水一般的内心，激活了他求生的欲望。

作为证人之一，其貌不扬的西西拉温特请求在最后一个发言。

她的语调温和而平静，好像不是在为一个战犯作证，而是在朗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没有人知道，她为了此次辩护煞费苦心。

我和西西拉温特的相识，源于我为将军写的一篇文章。

1948年3月21日，被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肯豪森，以德国头号战犯的身份，被关押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圣雷那德监狱，等待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

我争取到了去监狱看他的机会。

他蜷缩在破烂牢房的一角，呆怔怔地，毫无反应。两只深陷的眼睛如同阴森森的黑洞，泛不出半点光亮。

尽管我已经做过最坏的打算，但见到他时，还是被那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吓到了。

我捂住胸口，感到一阵窒息。

确实，这个曾经高大健硕，温文尔雅的绅士，已经完全沦落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他挣扎着从一堆破烂的毡毯里坐起来，惊诧地说：“怎么是你?啊，钱女士!”

“将军，我来看您了!”我俯下身子去搀扶他，那简直就是一把冰凉的，几近散架的骨头。

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有着无比粗大的骨节，因为皮肉稀薄，虬枝一样鼓突着，鸡皮疙瘩的手背上，布满了浅褐色的老年斑。

我把他扶到狱警临时搬进来的一把椅子上，自己就站在他的对面，看着他说：“将军，您受苦了。”

除了简单的问候，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

我把获准带进来的水果和点心打开，示意他品尝，水果的清香弥漫在臭气熏天的逼仄牢房里，将军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

美好的味道对于眼前长期经受牢狱之灾的人来说，俨然已经成了一种刺激。

我鼓励他振作起来，告诉他，他为拯救比利时人质所做的努力，是不会被抹杀的。

可眼前人的眼珠依旧黯淡，回答声脆弱无比，对我言明了谢意，让我不要再在他身上花费力气。这个泄气的“风箱”，明显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将军，您必须活着，您有权利活着。您当年曾经鼓励我要好好活着。那么多被您拯救的人，他们现在都活得很好，他们都希望见到您，希望您跟他们一样，可以享受自由的阳光。因为，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您也尽过自己的一份力。”

那对枯井般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一颗一颗犹如甘霖，他几番背过身去，不愿让我瞧见此刻可怜的模样。

我知道，他的骄傲还在。

那张茫然的脸慢慢有了反应，许久，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干瘪的胸脯起伏着，像汹涌浪潮里即将被吞噬的独木舟。

临走时他坚持要把我送到门口，朝我挥手的时候，那种将军的威严风度突然又回来了，佝偻的腰背突然挺得笔直。

我的到来像给这个绝望的人注射了一剂吗啡，把他早已出窍的魂魄拉回了原位。

有时救一个人，可能只需要跟他说说话。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我知道凭我一已之力，要为一个德国头号战犯翻案，无疑比登天还难。

人们把纳粹在比利时犯下的滔天罪行，把痛失亲人的悲愤与仇恨，全部算到这位前“总督”身上，要求绞死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需要有更多的证据，知道更多的细节。

所以我只能抓紧他最后的日子，一次次地去探监，只是时间总是太短，每一次都是他刚刚讲了一个开头，会见结束的时间就到了。

辗转往返的路途上，将军所诉说的一字一句如鼓点一样，重重擂在我的心口。

我怕接不住那些回忆的声音，每次会面一结束，我就第一时间冲回家去，把自己关进书房，开始记录白天听到的内容。

也不知道写了几天，稿纸都堆成了小山，最后终于写成了那篇文章——《一个真实的反战勇士——法肯豪森将军拯救人质记》。

文章交给报社后，我对自己的处境做了最坏的估计——坐牢或许还不至于，但会被舆论压倒，等待我的，将会是众口一词的反对、讽刺甚至污蔑。

果然，发表后事情渐渐超出了我的预期和可控范围。

我的丈夫开始被医院领导刁难，家里开始出现来者不善的访客，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表示坚决不同意给那个德国老头赦免罪行。

一天，又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找上门来，我已经摆好了耳朵和嘴，准备再来一场唇枪舌战。

但这个看着四十来岁，有些其貌不扬的女人却并没有开战的意思。

她的衣着平常，笑起来的时候，额头和眼眶旁全是密密麻麻的细纹，显得很老。她从话语到动作，节奏都比常人缓慢。

来人告诉我，自己叫西西拉温特，曾经被盖世太保逮捕过，被送上绞刑架之际，是朋友找到了法肯豪森将军求情教了她。

看了我的文章，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已经爱上了这位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

她说话直率，一点也不拐弯。看人的时候，眼光是直直的，带着些恳切的锋利。

“我信任您，您可以打开阅读它。” 她把一封厚厚的信交到我手里，神态透着坦然和坚定。

法肯豪森将军一生遗憾多多。他心爱的结发妻子，没有跟他生下一儿半女，夫妻俩在战乱中几度离散，妻子拖着被截肢的病体死在一家异国的乡下医院里。

或许，这就是天意，西西拉温特就是一直在“灯火阑珊处”等候法肯豪森出现，并能守护他的那个人。

“您放心，我一定会原封不动地把它送到将军手里，并且尽快。”

但我太天真了。

一个在地狱待久的人，面对突然出现的光亮，只会睁不开眼睛。

得知了这个 “好消息”后，法肯豪森突然挣扎着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我不想见到这个人，让她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他表情冷漠，像一尊冷冰冰的正在风化的雕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将死之人来说，任何涉及希望的念想都是多余的折磨。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只是把那封藏在胸口贴袋里的信递给了他。

法肯豪森接信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对他来说，这何尝不是一个难料凶吉的谜底。

他费力地打开信封，那封信很长，有好几页，字体隽秀。他读得很慢，几次停下来喘气。

“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这辈子欠女人的太多，我可不想在临死前再去害一个女人!”他闭上眼睛咕噜道。

话是这样说，但他的声音却不再低弱，喘气的声音也加重了许多。虽然脸色依旧阴沉，但眼睛里已经有咄咄逼人的光线。

法肯豪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是一口被积郁太久的浊气，它盘踞在将军的胸腔里，吸噬着他的精气神，费了好大的力气，终于把它吐出来了。

他请我帮他打开牢房的窗子。那是一叶可怜巴巴的小窗，悬挂在监狱墙壁的上方，但凭我的身高，是够不着它的。

或许那扇小窗根本就不是让人来打开它的，所以才会悬得那么高。”

“嗯，在今天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屋子里还有一扇窗。”法肯豪森解嘲地说。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1月，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最高法庭对法肯豪森的审判共开庭五十多次。

争议的浪潮几乎要颠覆比利时朝野。主张要杀法肯豪森的“主流派”们，振振有词，振聋发聩。

为他辩护的声音很小，小到如果不支起耳朵，几乎听不到那个微弱的声音。

上自国王夫妇、首相，下至比利时的普通民都知道，有一个曾经获得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的中国女人，在不遗余力地为一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德国战犯请愿辩护。

如果离经叛道可以换来正义，那我愿意出这个名。

我送给艾克辛市的单人照，后由市政府珍藏

我知道，当民众从国家伤口的废墟里站立起来时，他们需要一个断头台来祭祀那些无辜的亡灵，平复心中的愤恨。

可是，这个断头台上不应该出现一个帮助并解救那些濒死人质的无辜勇士。

只凭我一腔孤愤去辩论，赢面太小，我需要要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那段时间，我总感觉自己的脑子里会出现恍惚的钟声，细细想来，那是为一颗冤屈的灵魂敲响的丧钟。

那些声音也在某一瞬间敲醒了我，是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还有那些被法肯豪森拯救的人质。

我挨个找到了他们，他们在我的辩护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每个人几乎都说着相同的话——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开庭的时候请让我们作证，如果让一个拯救我们的好人白白送死，那可真是我们的耻辱。”

西西拉温特当然是最为积极的一个。

此刻在法庭上，她是在以最小的角度，阐述一个被拯救者的心怀。

她强调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他给予她光明和温暖，给予她活下去的勇气。

“我出狱以后一度精神恍惚想要自杀。让我活下来的唯一力量，就是那位救命恩人。如果庄严的法庭坚持判处他死刑，那么我愿意替他去死。一个给予很多人第二次生命的人，应该是无罪的。”

话间，她几度哽咽，身体伴随着一阵阵痉挛。但她没有退缩，扶着证人席的栏杆，坚持说完最后一个字时，已是满头冷汗。

伴随着众人奔涌的热泪，法庭内也爆发了雷鸣般的密集掌声。一贯矜持和傲慢的陪审团成员们，竟也毫不吝啬地击打起他们的手掌。

庭审结束，西西拉温特径直奔到我面前，连声说对不起。她为自己今天喧宾夺主，把众人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身上而向我道歉。

我“噗”地笑了，一把搂住这个有些羞涩的高个儿女人，方才在证人席上看上去那么渺小的她，块头明明大得很。

等待消息的日子是难挨的。但我们都尽力了。

我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去求将军刀下留人，是1943年3月12日，也是我31岁的生日。

我居住的比利时埃尔伯蒙小村，这是个地处法国边境的小村子。

见多了扛枪的军人，当几个荷枪实弹的德军闯入这座小村时，并没有打破以往的平静。

一天，村里的潘神父来到了诊所，他看完病后没有马上离开，俯在丈夫的耳边说，附近的铁路遭到破坏，抵抗组织在夜里神出鬼没，大家千万小心。

晚上我在收拾房间时，看到神父无意间落下的一份《南方日报》。

我打开它，在第一版的显要位置，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他居然成了德国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报纸上将军的照片不很清晰，但我还是认出了他。

我赶紧拿出哥哥给我的照片做比对。与哥哥和将军在五台山的那张合影相比，报纸上的将军一脸冷漠，下撇的嘴角显出几许苦涩。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哥哥的这个朋友，居然成了比利时人民的头号敌人，他曾经可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德军军事顾问。

法肯豪森是1934年前往中国的，当时他是德国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

法肯豪森将军的戎装照

毋庸置疑，法肯豪森曾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的任期内，中德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中国从德国进口大量的武器，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特别他主持修建的长江防线，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让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变成泡影。

他还试图在中国建立自给自足的国防工业，一手促成了多个中德合作项目、涉及兵工厂、钢铁、机械、化工、汽车制造等多个方面。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立刻派法肯豪森北上，协助华北军事当局筹划抵抗行动。

虽然希特勒严令禁止德籍顾问参加前线工作，但法肯豪森还是亲赴上海协助部署防卫，几度重创日军。

我的堂兄钱卓伦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法肯豪森将军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时，与卓伦兄志趣相投，结成挚友。

卓伦哥比我大23岁，待我如兄如父，从小就特别关照我这个小妹。

他虽一身戎装，但骨子里却是个书生。书法更是一流，曾是宋美龄女士的书法老师。

卓伦哥哥的照片

我来比利时求学，也多半是受卓伦哥的影响。

作为江苏宜兴一个小镇女孩，父亲威严却迂腐，多亏卓伦哥说情，我才能如愿到苏州的省里女子中学求学。

有一天，卓伦哥送了我一本画报做生日礼物，里面的主人公改变了我的一生。

“居里夫人”这几个字几乎是势不可挡地闯进我的生活里，我被这个伟大的西方女人彻底迷住了。

我开始收集她的相关资料，追寻她的足迹，只想离自己的偶像再近一点。

直到1929年，我终于考上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漂洋过海，在那里取得了化学、物理学双博士。

但就在我正努力追寻居里夫人脚步的时候，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法国去世了，享年67岁。

我得知消息后，失声痛哭。为了她，我背井离乡，远赴重洋……

现在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居里夫人，取而代之的只有深深的乡愁。

幸亏还有爱人守在我身边，他虽然是比利时人，但为人正直善良，待我非常好。

我告诉他自己想返回中国，即使知道当时国内正处战乱，他也毫不犹豫答应了我。

可现实不给我这个机会，所有的航线都变得扑朔迷离，所有咨询的答复都一律拖着不确切的尾音。

战争漩涡中的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谁也说不出哪里会有一块安全的净土。

我们在比利时结婚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只能先把孩子生下来再做打算。

孩子出生了，作为母亲，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在防空洞和逃难中度过童年。回国的想法动摇了。

就在这个时候，公公的好友潘神父来家做客，说他的村子有1000多人，一个医生都没有，想邀请我们夫妇去那里开一间诊所。

大凡相爱的人都有一种自信，有爱相随的地方总是自带风景的。

我们很快做出了决定，落户到了那个叫埃尔伯蒙的小村。但我们没想到，最后让这座寂寂无名的小村出名的，竟然是因为法肯豪森。

大儿子刚满月时，我曾收到卓伦哥哥的来信，里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戎装照，另外一张是哥哥和一位德国军官在五台山的合影。

哥哥在信里留言：这位德国将军是自己的好友，叫法肯豪森，是位正直的君子，人非常仗义。

就在我为认识这位敌人感到懊恼时，潘神父的准女婿出事了，谁也没有想到，他就是那个破坏德军军用铁路的人。

公布的罪名令人咋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竟然选在结婚前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绞刑布告最后的签名鲜明刺眼：法肯豪森将军。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和第一次在报纸上见到这个名字的心情不同，那一刻，我特别希望他还是卓伦哥哥最好的朋友。

因为不确定能不能救，我没有声张，独自悄悄去了一趟村上的邮局。给卓伦哥哥拍了一封加急电报，请他尽最快的速度跟法肯豪森打招呼，刀下留人。

战时通信，总是那么多的阴差阳错，我没能等来哥哥的回电，心里一下没了底。

离男孩被执行绞刑，只剩下几十个小时。

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我要亲自去见法肯豪森。

“亲爱的，既然你已经决定去做，那就不要回头。我能为此做些什么呢?”虽然非常危险，但丈夫却没有阻拦我。

在西方人的语境里，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通常会受到各种关照，也相对安全。我决定带着大儿子一起上路。

焦头烂额的潘神父知道我的计划后，他相信那是上帝在发力，坚持要在我的行囊里放一本《圣经》。

出发的当天早上，我们一家切了生日蛋糕，我在三支蜡烛前许愿，希望这次出征顺利。

我把所有能救命的物件都装进行李：包括卓伦哥哥和法肯豪森将军在五台山寺庙前的合影；卓伦哥哥涉及法肯豪森评价的亲笔信件；潘神父起草的三百多位村民签字的恳求释放书。

但想要见到法肯豪森，走正常程序，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故意在求访的客人署名处用了“钱卓伦将军之妹”的名号。

昔日好友的名字果然引起了他的注意，我的请求成功了。将军在舍佛堡的总督办公室提前两天接见了我。

法肯豪森当年的住所，布鲁塞尔南郊的舍佛堡

原来早在我出发当日，将军就收到了卓伦哥的急报。当时哥哥正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一收到我的请求，当即就给将军发了一封急电。

舍佛堡坐落在布鲁塞尔郊外几十公里的一片白桦林旁，典雅而气派，战前曾是一位犹太裔银行家的宅邸。

从府邸大门通向法肯豪森办公室的路途不到一百米，有几道岗哨反复盘查，像一个高压的密封罐，榨干了最后一丝自由的空气。

我只能脑中反复默念，此行只是来见一位哥哥的故友。

这座“恶魔之巢”内的陈设乏善可陈，唯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那幅超大的军用地图，和旁边被擦得铮亮的老式双筒猎枪。

第一次见法肯豪森将军，他的后背笔挺，厚厚的将军服还是勾勒出他瘦削的身材。

他气色不错，有些干瘦，深深的法令纹嵌在他的双颊上，显得十分苍老。

我用流利的法语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屏住呼吸，努力使自己归于平静。

将军走到我跟前，仔细打量我。他的目光透着长者的温煦，鼻息粗重，下巴刮得铁青。因为离得近，我几乎可以闻到他的领子上生发油的味道。

那天，我穿着一件有些发旧的蓝花棉袍，齐耳短发，披着厚披肩，完全是一个东方女性的标准打扮。

“很像。您和钱将军长得很像啊。上帝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开心，一共喝过多少酒。”

将军似乎对我的救人计划并不感冒，只是不断给我讲述着他的中国岁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性命攸关，我该怎么办，正面出击？

秘书不时走进来跟法肯豪森耳语，他飞快地处理手边的事务，以至我当时觉得，他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然而，冲到喉头的问话还没出口终于，他突然抬起头，对我低声说：“回去等消息吧。我会尽力。”

但我明白，将军口中的“尽力”，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承诺。

等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回村子时，行刑广场上空无一人，难道绞刑已经执行过了？

我赶紧飞奔回家，小小的诊所挤满了人。

我们一家当年在埃尔伯蒙的住所，诊所就在楼下

“他得救了，死刑改成了劳役!”

潘神父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大声地冲着人群呼喊。

从这一天起，我家的诊所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景点。

当时我和丈夫都很不安，一次拯救行动，就这样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始终不习惯那些围观，议论和关注。

但在一次次向法肯豪森将军救助后，我却更加认同哥哥当时对他的评价——一个正人君子。

这也是他身陷囹圄时，我义无反顾去救他的原因。

那场终极审判给了法肯豪森一次逆袭般的转折，这是全体辩护团的努力。

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免去死刑的头号战犯，仍要接受强制劳动十二年。

是呀，比利时王国无论如何不会让一个侵略者头子无罪一身轻地离去，众多指向法肯豪森的矛头并没有就此放下。

十二年，七十三岁的将军真的能熬到出狱的那一天吗？

我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沮丧。但我不知道，改变其实已经在慢慢发生了。

一天，西西拉温特急急忙忙跑来我家，她破天荒地穿了身运动装和跑鞋，说自己刚探监回来。

她激动地告诉我，将军不再那么排斥她了，情绪也好了很多。监狱改善了他的伙食，一日三餐能吃到面包鱼子酱和火腿肠了，还允许他阅读每天的新报纸。

“我会等他，一直等到他出狱，然后我们一起养老。我鼓励他每天放风的时候要走至少一千步。我自己也是，从今天开始我要练习慢跑，否则我拿什么来等他?”

快人快语的西西拉温特说这句话时，精气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可能短暂，但他们也终于等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两周后，又到了例行的接见日，我为将军打包了一些日用品和衣物，细心的丈夫还准备了一副放大镜。

出门前，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在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他被释放了!”是西西拉喜极而泣的声音。

怎么可能呢?审判结果才下来几天？我的医生丈夫怀疑话筒那头的女人犯了癔症。

为了确定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圣雷那德监狱，相熟的狱警告诉我：“比利时已经跟德国和好了，您没有听错，那位德国将军，今天将被释放。”

这一切来得太快，简直就像一场梦。

战后比利时报纸刊登的我的报道

他们要走了——最终的归宿地，将是法肯豪森的故乡，德国的一座边陲小城。

分别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雨，天地间被蒙上一层淡淡的忧伤。

将军的眼泪，无法抑制地在他干瘦的脸庞上流淌。

我们都知道，这一别就是海角天涯。他余生无多，是不可能再踏上比利时的土地了。

两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离去的汽车腾起的烟雾里，我将双手合十，真诚地像上苍发愿：

“好人一生平安。”

一般来说，用人名给一个地区命名，是国家对伟人表示敬意的方式之一。

比如中国的中山市，北京的张自忠路，都是为了纪念伟大的人。

在比利时也有一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街区，就叫——钱秀玲路。

比利时“钱秀玲路”路牌

这位出生在江苏宜兴的中国女人，不仅获得过比利时国王颁发的“国家英雄”勋章，在整个欧洲都赫赫有名。

她的事迹和善举，放在全世界的背景下，在今天来看，都是叹为观止的。

一位中国女性，凭何赢得比利时举国上下的致敬？

我想，是因为她再次让全世界见识到了中国人的道义和谦逊。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这样伟大的人，安息之地至少应该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或者一个坐像什么的。

但作者徐风在祭拜她时，一路走过去，挨挨挤挤的墓园，有的墓修得金碧辉煌，有的墓建得像一个艺术雕塑。

只有钱秀玲的墓普通得令人惊讶，甚至，比一般的墓还看小一些。

墓边没有走道，紧挨着别的墓，连脚都插不下。献花的时候，人只能俯身站到墓上。

而且是三个人的合墓：她，丈夫，小儿子。

小小的墓碑盖板上，连简单的墓志铭都没有，只有三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但唯其如此，才是钱秀玲啊。

本文选自《忘记我》

获译林出版社授权独家编辑

如有转载请联系本号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