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担当，为国分忧一起来听听这些企业家的爱国故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马洪萌

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

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

张謇

中国第一个拥有城市规划的近代城市，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个纺织学校、水利学校、水产学校、航海学校、戏剧学校，第一个公共博物馆，第一个气象站，第一个测候所。这些第一，都跟张謇有关。

张謇（1853-1926），江苏通州（今南通）人，晚清状元，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是我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刚刚高中状元的张謇无比的愤慨和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在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张謇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回到家乡创办大生纱厂，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二字，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开工一年后，大生纱厂就获利2.6万两白银。此后，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构建了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在努力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逐步形成“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体系，并将自己在大生纱厂中的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1903年4月，张謇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到1924年，他在南通地区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初步形成了以基础教育和农、工、商、科技为中心，包括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

卢作孚：“中国船王”的“救国公司”

卢作孚

一张写满字的床单，记录了一位实业家的拳拳救国心。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了鼓舞员工紧急调运9万吨战略器材，卢作孚撕下床单，写下“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挂于船舱。在卢作孚和船员的努力下，这些战略物资及时入川，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离。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都曾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外国公司开始逐步垄断长江航运，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卢作孚集资创办民生公司，以期“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了打破外国公司的垄断，卢作孚采用“化零为整”的方式，先后合并和收买了大批中外轮船。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新中国成立前，民生公司已拥有员工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几乎包括了全中国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当时还有40天就是枯水期，而可供运输的仅民生公司20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运送。面对日本飞机的不断轰炸和节节逼近的日军，卢作孚下令采用“三段航行法”，即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在延安毛泽东请他吃晚饭，桌上只有几碟素菜和一味鸡汤。鸡还是邻居老大娘得知毛主席有远客，特地送来的。对比当时国民党政府拨出的8万元接待费，陈嘉庚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1874—1961)，生于厦门，17岁到新加坡随父经商，因其勤奋刻苦、经营有方，仅用20余年的时间，就成为南洋各埠声名显赫的大实业家。他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兴学、服务社会，抗战时期，他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侨界领袖、民族光辉。

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他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任主席。次年10月，他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又一次被推举为主席。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内便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3200余位华侨机工（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在新开辟的滇缅公路上抢运中国抗战急需的战略物资。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泽东为其题词“华侨领袖，民族光辉”。

荣毅仁：为中国打开一扇窗

荣毅仁

1949年5月28日清晨6点，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毅仁乘车出了家门。汽车驶到南京路路口，他看到细雨连绵的街道旁，解放军战士头戴军帽和衣而卧，一个挨着一个躺在马路上。“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荣毅仁心中顿时产生这样一个信念。正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回家的路上，他决定让家人留在上海，并叮嘱公司“明天就开工”。

荣毅仁，1916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1954年5月，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提出对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红色资本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亟待发展而资金短缺。引进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任务。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听取他们对经济建设的建议。接受重托的荣毅仁几经考虑，准备借鉴西方经验，办一家信托公司发展经济，并手写了一份报告上报邓小平。

1979年10月，经中央批准，荣毅仁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担任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中信集团工作的14年中，荣毅仁借鉴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广泛开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在国内兴办实业，并在海外择机投资，发行债券，诸多业务领域成为国内首创。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并亲笔为中信题辞，“勇于创新，多作贡献”。

作为探路者，荣毅仁不负重托。在20世纪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几年就由最初只有十几人的企业，发展成为近3万人、总资产达500多亿元的企业集团，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世界知名公司，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真正成为中国最早树立的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形象。

王光英：听您话，跟党走

王光英

1955年，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深夜找到一家锦旗商店，请他们赶绣一面锦旗送给毛主席，上面写“听您话，跟党走”，后来这六个字发展为三句话“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工商联向党、向社会主义的光荣誓言，也成为王光英一生的写照。

王光英，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是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他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对国家和人民无比忠诚、公而忘私。

王光英从青年时代就树立了“实业救国”信念，1943年他与友人在天津共同创办了近代化学厂，成为靠技术资本创业的工商业者。后来，他认识到，要追求实现国家现代化，真正的出路和希望在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他听从中共北平党组织负责人的建议，在经营工厂的过程中为革命事业提供帮助，作出了特殊贡献。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同志具体策划、组织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示威大游行，认购救国公债，捐献战争用品，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

改革开放之初，王光英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充分依托自身的商业经验和经营特长，投入改革开放大潮。1983年，他受命南下创建光大实业公司，以贸易起家、实业开路，引进海外资金、技术和设备，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建设项目。1983至1989年间，光大累计为内地的轻纺、化工、机电、电子、交通运输等工业部门的上千家大中型企业引进了总值约11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用中外合资方式完成了广东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大型建设项目，发展内外联系和横向联系，与世界各国、各地区2500多家工商和金融企业建立了业务关系。王光英执掌的光大和荣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座“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