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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窃听风云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近一次向公众大范围开放,依然十年前的事。
  
  参观者被指导入五个高达13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房间。这是NSA的核心空间,四壁、地面和天花板都呈淡蓝色,铺上了一层尖状吸音海绵,有如科幻布景。在这淡蓝色的封闭六面体内,偌大的天线在基座上转动,模拟接纳来自不同频率的信号,以测试窃听效果的优劣。英国情报专家戈登・托马斯曾撰文称,任何一个国家每发射一颗卫星,NSA就要响应地在地面上竖起一根天线,专门监测其动向。
  
  这个位于华盛顿东北16公里远的基地,是目前全球最重大的监听单位。它承袭了二战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建制和功能,但在技能上远超我们对传统窃听术的想象。
  
  绵延近半个多世纪的窃听暗战,捕捉着国家力量微妙平衡的风吹草动,险些一再左右国际政治形势的跌宕起伏。
  
  开辟“第二战场”
  
  伦敦西北郊约五十英里处一座歌特都铎式庄园在1939年的产权易手,开启了现代“窃听战”的序幕。
  
  庄园的新买主是斯图尔特・孟西斯。六十多年前,左邻右舍眼看着一对对绅士小姐陆续进驻,在窗玻璃后瞪着一双双惊异的眼睛,以英国式的矜持保住了这个秘密。这些绅士小姐是刚从牛津、剑桥等高校招收的语言学家、数学家,他们在这栋安置了4个发射机和6个接纳端的屋子里,全天24小时地工作,密切监控着英吉祥海峡上空谲变的军情。
  
  这栋屋子日后以“布莱奇利庄园”扬名,是丘吉尔时代英国的情报心。战争开始阶段,德国人险些无可阻挡,波兰在4周内被占领,荷兰6天后投降,挪威、丹麦不逾月相继沦陷。英国军队惟依凭海峡上空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的殊死格斗,才勉力支撑。
  
  在德军一轮轮对伦敦的强力轰炸下,抵抗奄奄一息。此时,一股股小型作战部队被投到了被占领区的敌后战场,与布莱奇利庄园保持着密码联系。特工们搭乘机动渔船、小型潜艇和军用飞机孤胆深入,用配备的微型照相机和窃听器侦测德军后方的战略动向,俘获敌方的主要军事人员。
  
  历史学家基斯・杰弗里撰写的军情六处史中,把U形潜艇的分布和运动状况,到V1、V2飞弹的投入战场预警等影响二战进程的主要情报,都归功于布莱奇利庄园的工作。而沃伦・费舍尔,更称誉其为“在危机中惟一正常运作的作战‘耳目’”。
  
  二战中的情报战有是“近身肉搏”型的,从占领区撤出特工就像当初将他们安插出来一样困难重重,一名叫亨里克斯的特工就遭遇过撤离时摩托艇无法启动,被迫泅渡海峡,甚或迫不得已在暴风雪中翻越比利牛斯山,从西班牙回到伦敦。
  
  被俘获的德国初级战俘关押在一栋叫特伦特公园的豪宅之中。此处曾辟作亨利四世的狩猎区,掩映在伦敦北郊恩菲尔德丘陵之中。战俘在特伦特公园被好生招待着,每日聚餐、被许可自由交谈,甚至还能读到定时送来的报纸――《每曰快报》为他们编排的“特别版”,渲染英国步步取得光辉胜利的子虚报道。
  
  这是军情六处领导人孟西斯设下的一个“套”。这群有情报代价的德国军人被“圈养”起来,为他们营造出轻松自由的生活状况,但在他们的卧室、餐厅里,密布着小麦克风,而一个专职监听小组在幕后负责将他们的谈话转化成笔录。
  
  这个欲擒故纵的窃听打算,甚至帮助英国方面截获了1944年7月流产的暗杀希特勒打算,以及关于大屠杀的大量罪证。一切正应了孟西斯所期望的,“在敌人绝不知情的状况下,录下他们之间的讨论,而公开审讯往往只能得到一些错误的或避重就轻的答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之后成为战时美国情报联席聚会会议主席的多诺万,获准参观了特伦特公园。他回到美国后,立即着手在密西西比州的克林顿市制作了一个类似的战俘营。这两项窃听打算留下了15万份实录,两年前经两位德国教授斯恩克・耐茨尔和海拉德・威尔则的整理重见天日,成为二战期间在窃听技能开辟“第二战场”的印证。
  
  “铁幕”有耳
  
  二战结束后,情报部门的存废就成为问题。但1946年苏军侵占波兰,为西方情报机构敲响了警钟。1948年,西方五国的情报联盟“梯队”(Echelon)即告成立,由美国打头,揽英、澳、加、新(西兰)四国为盟友。
  
  在总统杜鲁门直接授意下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试图复制二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的成功经验,直接向“铁幕”背后派出情报人员,监听对手动向。岂料失败接踵而来。
  
  1953年,第一位派遣莫斯科的情报官受到俄罗斯女佣(实为克格勃上校)的诱惑,被拍下照片后勒索。1954年,第二位驻莫斯科情报员刚到任不久,就在从事窃听时被逮个正着。美国人也只能感叹,“盖世太保和克格勃才是监听的大师。”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特工器材厂开始研制无线窃听器,以战胜传统的专线窃听监控距离近、工作时间短、不轻易伪装的弱点。一种形如洋火盒、能像臭虫(bedbug)一样吸附在外墙上的新型窃听器,因而得名“嘁”(俄语音“臭虫”)。它的监听距离可以达到两公里,电池续航可长至一周。
  
  整个冷战时期,这种臭虫窃听器,被发现趴在从西柏林、波恩、科隆,远到巴黎、伦敦、华盛顿的使馆等主要修建物的外壁上。
  
  窃听技能条件的升级,也让西方情报系统此时开始改换思路。如果派特工深入敌儿女价太高,何不整个地监听电信系统,再从中析离出有效情报?
  
  此时,一位由棒球运动员改行的中情局特工沃尔特・奥布莱恩的一项偶然发现,让这个狂想有了一点实现的眉目。他在翻拍从东柏林邮局寄出的邮件时,意外截获了苏联和东德关于新铺埋电信地下线路的方案。这根包涵432条电话线的地下电缆,距离西德地界最近处仅六英尺。
  
  一个从地下打通、以电缆窃听方式进行监听的“柏林隧道”打算应运而生,也成为冷战期间“窃听战”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任中情局柏林站站长的威廉・哈维所要面临的两大问题是: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地道挖进东德、接上那条埋在主干道下方27英寸的电缆?而开挖地道势必翻起3000吨沙土,又该如何静静处理掉?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情报部门献计献策:应从西柏林开掘隧道,尔后穿过勃兰登堡进入东柏林,这样隐蔽性较高。而针对第二个问题,中情局则使出了一招类似魔术师的障眼法:在隧道开挖经过的贫民区建一栋整条街长的大房子,在屋顶上堂而皇之地架起天线,让人一望即知这是个接纳来自天空信号的“雷达站”。
  
  这条1954年秘密破土动工的“窃听隧道”,直到次年2月竣工,总长10英里,宽6英尺,四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附有隔音材料。隧道东端凿了个垂直竖坑,内有互换台、电流升压器和432个扩音器。用厚厚铅皮包裹的窃听线路,通过两重结实的铁门,将电话信号放大后输送到地面“雷达站”。
  
  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涌出,一来就是好几千个小时的对话和电传,内容涵盖了苏联在德国与波兰的核武器与传统武力配备详情、来自莫斯科国防部的信息,和苏联在柏林的反特务业务静态。
  
  为记录和分析来自“窃听隧道”的信息,中情局柏林站的工作人员一度膨胀到317人,而在华盛顿总部更配置了一支350人专门队伍,负责将截收到的语音对话转换成有代价的文字情报。
  
  从遍布世界各地的25个监听站不停采集的信息,最终汇总到文首提到位于华盛顿东北16公里远的马里兰乡下一座无名修建――世界上最壮大的监听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伴伴随着窃听技能的升级换代,据美国情报专家戈登・托马斯称,这个监听中心日均处理这超过70亿字节的信息数据,至今运作不息。
  
  “窃听”酿成丑闻
  
  “柏林隧道”的密档2007年首度解密后,直到现在人们仍莫衷一是。《纽约时报》的军情记者蒂姆・韦纳就嫌疑,“在第一铲泥还没翻过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就知道了。”但冷战的背景下,双方都对这一窃听事件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美国陷于越战之时,为防止政府新闻外泄,在白宫和戴维营都安装了精致的声控麦克风。
  
  1972年6月17日深夜,时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接到手下的电话,称华盛顿警方逮捕了5名偷闯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的“入室盗窃犯”,他们当中有四名古巴人和一个叫麦科德的美国人。
  
  这个麦科德是电子窃听专家,已往曾服役于中情局。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水门大厦6楼的办公室里,和这伙“入室盗窃犯”一路“人赃俱获”的,另有两个美能卡35毫米相机,好几卷高速摄影胶卷、对讲机、钉头锤、外科手术橡皮手套,和一枚“疑似炸弹”。
  
  这枚被联邦调查局办案人员误认的“炸弹”,其实是一枚窃听器,隐藏在一个电子门铃的塑料外壳里,安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位置旁。
  
  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还属克格勃,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称,导致“八一九”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讨论撤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谈话,被克格勃特工窃听了去。
  
  早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其实就发生过类似事件。事先赫鲁晓夫在皮聪休假,克格勃反特务局局长尼古拉・布鲁斯尼岑,一接到监控所有进出皮聪电话的指令,他就预感到,一场政变在所难免。得到命令后,有些惊魂未定的布鲁斯尼岑往克里姆林宫挂了内线电话,这个忠于职守的执行者辩称,“不仅我没有权力,您都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他捱不过勃列日涅夫的保持,“一定要弄清楚谁往皮聪打电话……”
  
  而克格勃最终一任主席在回忆录中甚至坦白,在俄罗斯议会选举后,最高领导人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住宅、别墅、歇息地点都装上了窃听器。“我动手翻阅一些闻名政治家谈话录音的记录,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里面连他和自己母亲在家中厨房的谈话也不放过……”
  
  这一波又一波延续着冷战逻辑的窃听丑闻,在时空中留下的遗骸直到近十年间才慢慢抹去。位于哈瓦那的卢尔德斯监听站,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在墨西哥湾布下的主要棋子,直到2000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古巴才寿终正寝。而美国设在德国的拜德艾柏林监听站,也于次年1月关闭。
  
  (摘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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