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两万字长文：段永平、vivo沈炜、OPPO陈明永的创业故事

北戴河列车上的会面

1986年8月15日，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上，领导人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随行还有一位搞高科技产业的香港商人，刘永龄。往常，这种政治家、科学家和商人三者齐聚的场合很是少见。一般来说，领导人要么接见声望隆重的科学家，要么接见富有的香港商人，他们广泛涉足地产、船舶、金融等重资产行业，像今天这样聚焦高科技产业的港商，却是凤毛麟角。

在年过七旬的领导人面前，五十出头的刘永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壮派，他心里多少有点没底，但是一开口，就碰到了“禁区”：

国营企业太多，中国能不能搞一些私营企业？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那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民间经济已可以雇人，但雇八人以上都是一个敏感的红线，私营经济更不必说。刘永龄保持了一个干练工程师的脾性，说话直来直去，他也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好让问题的棱角没那么鲜明。这个问题一出口，奔腾的火车立马感觉到了异样，砰砰砰的声音也好像突然降了下来。领导人听了刘永龄的问题，点头笑道：

你认为发展私营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抛来的问题仿佛发令枪响，刘永龄字斟句酌，说到：

尽快发展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只要少数股份就能控制全局。我主张中国采取这个办法，用大家的钱，把小企业卖出去，大企业上市。我们的国家经济身患重病，现在的办法是唯有靠国家贷款，大力支持私营经济。香港的工厂，80％是20人以下的小厂，现在的大厂都是小厂发展起来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也就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国家贷款支持私营经济，小厂万马奔腾发展到大厂集中生产，国企改革大小分流并做资本化。刘永龄一番话，大大超前于大陆的改革进程。他的五句话字字珠玑，句句精准“踩雷”，领导人想的出神，对着眼前这个勇敢的实业家说：

我们经营方面是做得不行，要想办法。

亿利达崛起

在香港商人中，刘永龄是个异类，他出身于四川刘氏，家世显赫。曾祖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立下功勋，被擢为四川总督。祖父在民国上海金融界享有声誉，退休后沉迷于金石甲骨，他在上海静安新闸路的老宅小校经阁，珍藏了上万种古籍、青铜器和甲骨文。刘永龄在祖父的文物海洋中度过了幼年，但到了成年，家族的荣光早已雨打风吹去。

1973年，刘永龄到了香港，出了火车站，赤手空拳，不知道住在哪里。那时，他年已四十，是一个老练的工程师，却只能给别人打工。不过，他确实来对了时间和地点。

70年代的香港，正值电子代工业的高潮。没过几年，刘永龄积攒了些资源，当起老板，创建了一个叫亿利达（注释，亿利达，英文名为Elite，即精英之意）的公司。一开始，亿利达只有一个工厂，不过几十人，刘永龄才智非凡，抓住办公设备的市场机遇，到八十年代，亿利达已经建了几十家工厂，产品出口全球。香港的地租和人力成本节节攀升，亿利达早在深圳设厂，属于来料加工性质，刘永龄仍不满足，想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工厂，跑去问深圳市政府，却发现大块地皮既不能租也不能买。踌躇之际，借助于科学家好友的帮助，刘永龄出现在了一个说话或许更有分量的场合：北京通往北戴河的领导人专列。每年夏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这个北方为数不多的海滨避暑胜地讨论改革进展，在火车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无疑更适合探讨一些颇为“大胆”的话题。

北戴河专列谈话，让刘永龄意识到科学家朋友支持的重要性。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改革开放后，这些科学家成为大陆科教兴国战略的象征性人物，在政治上备受推崇。刘永龄积极维持着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他们的名字捐助奖学金和阅览室，大陆高校的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港中文的杨振宁阅览室，台湾地区的丁肇中奖学金。除此之外，刘永龄还以公司名称命名捐助各类理工项目，上海交大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香港理工学院的亿利达电脑实验室。刘永龄收获了科学家的信任，在奖项人才的选拔和评定上，当然也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

与科学家交游相得益彰，刘永龄在商业版图上的扩张更加引人瞩目。1986年，中英谈判数年，不少香港的本地精英丧失信心，纷纷抛股卖楼，资产价格下跌，刘永龄冲进去，招兵买马，买楼扩产。别人的天灾，成了他的天时。香港这边晦暗不明，大陆形势的好转快于预期，198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对港商放开购地政策，亿利达当即在蛇口拍下一块地，建起十万平方的工厂。亿利达在香港与深圳两地来回加注，分工的优势越发显著，而要发挥这种优势，只缺人和了。

大陆工程师

在研发上，亿利达需要大量优秀的工程师。香港的职员数量飞速增长，开支很大，人均月薪，没有两三万港币是下不来的。如果完全在香港组建研发队伍满足扩张需求，实在是过于昂贵了。

但是，还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人群：

大陆最顶尖高校的理工科人才。

这是一项极具性价比的投资：给一个大陆的工程师每月开出四五千人民币的工资，已较港人打了对折的对折，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仍是很好的选择。他们精力充沛，一周上六七天班也没有丝毫怨言，只需经香港的老手培训一二，便能触类旁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作为国家干部被分配到国营企业，或留在学校任教，他能拿到的，顶多是一个月100多块钱的工资加奖金。

亿利达当然不需要证明工资福利的优越性。但是，要从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手中抢应届生的分配指标，少不了要与高校的领导层勉力商谈。

这时，刘永龄在大陆的布局发挥了作用。科学家成了全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偶像，亿利达与这一群体紧密绑定，使大陆的理工科人才对一家香港的私营公司产生了天然的好感，这在之前的三十年不可想象。亿利达在大陆高校认真操办各类奖项，其中，最为别具一格的，莫过于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

这个奖项的设立，来源于物理学家杨振宁与中科院院长的一次谈话。1984年底，两人谈及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一致认为经济起飞将需要大量的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应试教育体制明显不利于培养这类人才，最好能发掘善于发明的小天才并给他们上大学的保障。不久，刘永龄听闻此事，深有同感，亿利达早在美国设立了青少年发明奖，前十名里通常有一半是华裔中小学生，大陆英才更多，更应当悉心选拔培养。于是，刘永龄在上海也设立了一个同名奖项。待“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以下简称发明奖）在上海打磨完毕，1988年，他又迅速将其推广至浙江大学。评定结果出来，刘永龄亲赴杭州，和杨振宁一起站在台上，给那些获奖的中小学生颁奖。

亿利达在浙大的活动，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发明奖虽然是颁给中小学生，但由校长牵头组织教授们参与评审，亿利达的研发工作，今后自然可借力浙大老师的头脑。颁奖典礼时，杨振宁来了，他在浙大的学生粉丝纷纷出动，跟着诺贝尔物理学家的名声，亿利达的名气在校内更加响亮，优秀的理工科人才纷纷来到深圳报道。

随着发明奖由上海复制到浙江，亿利达在长三角高校露面很多，效果很好。很快，深圳的亿利达分部，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位知名高校的理工科人才。刘永龄筹谋已久的梦想，终于有了加速前行的燃料。

中国松下

刘永龄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建造一个“中国的松下”。在他看来：

索尼公司搞了许多发明创造，而松下很少有所发明，却搞了许多小改小革。但松下使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不断改进，日新月异，而价格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样就大大地占有了市场，使松下资本大大地增值，远远超过索尼。

刘永龄认为，松下模式的关键，在于把已有的科学技术和发明成果，迅速转向机器大生产并投入市场。松下并不是原创的发明者，而是技术转变为产品的中介者和开拓者。他认为，中国有的是人才，每年的科技成果也不少，但科研与市场之间隔了千山万水，需要一力打通。

要建造一个“中国松下”，刘永龄的办法，是把蛇口的亿利达工业大厦，变成全中国智力最密集的据点。在1989年的蛇口工厂开幕式上，刘永龄一口气邀请了五所最顶级高校的校长，与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合同，一起搞开发。1993年，亿利达成立合肥计算机研究所，一面使其负责先期的软硬件理论设计，另一面又派遣众多中科大毕业的高学历人才来深圳工作，两支队伍都由资深的港人领导。

由此，亿利达在大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工链条。合肥专注理论设计，深圳研发中心的大批工程师打造出原型机，交给蛇口工厂量产，在收到国际客户的售后需求后，再定制功能和软件，而这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国外大公司大多是不愿做的。

这只是刘永龄商业版图的冰山一角。商业机器主要市场对外，需求信息变化很快，亿利达在欧洲另设公司，专门从展会收集商业情报，国际大公司的各类新品动态得以快速传到国内。深圳接收到国际市场需求，完成样机定型，之后便是同样关键的生产环节。港人经营出口贸易多时，对于以ISO为代表的国际质量管理标准运用自如，亿利达从香港派来管理层，对大陆的中层干部加以系统培训，尤其强调公司的质量目标“就是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与服务”，要争取做到“零缺陷”或“百分之百的正常”。

欧洲、香港与大陆三地联动，刘永龄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商业机器版的“中国松下”，大陆人才强大的快速研发与工程落地能力，第一次在高科技产品系统释放。亿利达的一个商业机器部门，有近三十个研发人员，总览三个门类、数百款机型的研发工作，产品出口至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月最高产指超过3000万，归口到每个研发身上一年大几百万。大陆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刚到亿利达报道没几个月，便设计出成功的收款机和芯片控制的打字机，紧追国际市场潮流，在德国的展会上一炮打响，每个月出货两万台。

深圳的亿利达分部，成为大陆理工科人才的梦想之地。在这里，他们能够得到当时中国最好的技术产业的系统训练，能够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能够得到高出内地数十倍的优厚薪水。

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在多数人的视野之内。就在亿利达隆重举办发明奖颁奖仪式的浙大，三分部因为离主校区路程过远，宣传海报都很少光顾，很多学生也就不知道这个活动。

偏不凑巧，三分部正是亿利达所需的电子专业人才的聚集地。

世外桃源里的大学生活

浙大三分部，是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以下简称信电系）的主阵地，占据着西湖边缘的一个独特角落。校址旁边是六和塔，相传埋着宋朝的两位好汉——武松和鲁达。三分部的前身之江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美国人创建，杭州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弟弟曾任校长。受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三分部建筑自带一种美式教堂的别致风味。抗日战争时期，之江大学校门对面的公铁两用钱塘江大桥在茅以升建好几个月后因抗日又迅速炸毁，1948年复建。建国后，之江大学被分拆至杭州各高校，本校校址成为远离浙大主要校区的三分部。

浙大三分部校门外合影，后面是钱塘江大桥

在杭州的闹市里，三分部就像与世孤绝的世外桃源。信电系学生身处其间，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甚了然，一天到晚只是在校园内活动，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信电系一届一百多人，全系不过六百人，大多为男生，学的是无线电和半导体。六百亩的场地，各类文体设施不过一百亩，平日里数得上的活动，除了各类球类运动，也就是周末晚上一群男生坐在地上看电影，一来二去，这几百人极为熟悉。

因所处位置太偏，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信电系的男生被浙大本部学生看成是“憨”的代名词，正如城里人看乡下人。

的确，信电系学生平日里最大的乐趣，正是各类乡土味十足的活动。1988年，亿利达在浙大举行盛大颁奖典礼的时候，渝西青年贺向阳与他的好友程卫华（注释：现为长江存储CTO），陶醉在大一新生的快乐时光——后山抓野味。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寻宝活动，毕竟学校几百亩的山林上，不时会跳出蛇虫和蛤蟆。程卫华是金华人，胆子明显要大一些，他叫上贺向阳往校门外走。两人赤脚在江里抓几个螃蟹，回到校内再揪几只蛤蟆，在教工楼走廊放好一个几块钱的电炉插上电，就着螃蟹烤蛤蟆，大快朵颐。当然，吃的东西也不全然是土里和水里的。有时程卫华的母亲来杭州看他，带来红酒和茶叶蛋，两人坐在学校后门的围墙上喝酒吃蛋，好不开心。

浙大信电系1987级合影，右一为程卫华，右二为贺向阳

升入高年级，信电系学生才开始接触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学校开运动会，贺向阳与程卫华轮流蹬着三轮车跑了十公里，到一家叫做哇哈哈的批发店取饮料，这个私人办的经营点明显要实惠一些，尽管在杭州城中并不多见。到了大四参观华晶，当时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工厂，信电系学生的足迹终于拓展到了无锡。

无锡华晶彼时如日中天，是铁饭碗中的金饭碗。程卫华因家在浙江，十分中意华晶，但毕业分配名额有限，信电系老师为学生出路着急，找到一位无锡的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清华大学毕业后在部委工作数年，后奉命调到华晶，负责工厂的动力总成。见浙大学生优秀，华晶破格开放三个名额，程卫华终于如愿以偿。

国营工厂体制

像程卫华这样出路好的只是少数。信电系学生大多去向国营无线电工厂，半导体工厂寥寥。受外贸影响，中国的半导体工业正受外国产品的巨大冲击，国营工厂在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后迅速凋零，只剩下一些做整机的无线电工厂，尚能维持生存。贺向阳本来渝西人士，毕业时按国家政策分配到重庆的716厂。这是一个民国初期便已存在的老厂，解放的时候被军队接管，靠着军队下达的微波通讯设备需求，三十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电子业因军改遭大幅砍单，作为中央的重点整机厂，716厂又抓住了全国发展电视机工业的热潮，推出“金鹊”牌电视，颇为景气。

事实就是这样：1992年前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八九十年代的青年才俊，很少有人能够在一开始全然投身于亿利达这样的香港私营公司，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无法逃脱原有体系的重力吸引，如果是在浙大信电系，考虑到孤绝的学校环境，那种可能性更小。这也就意味着，1992年前的浙大信电系，是一个受国营工厂体制浸润的集体。

贺向阳所在的716厂，正经历着国营工厂的最后荣光。

716厂，是重庆国营工业企业的扛把子。在政治级别上，716厂的厂长与重庆市长同一级别，一个工厂，有两百多号县团级（相当于处级）以上干部，这个数量几乎相当于一个地级市行政官员的总量。一次，重庆市沙坪坝区委要召开一个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县团级干部参加，政府的会议室竟然容纳不下716厂的所有干部，最后，这个会不得不改在了厂内大礼堂。

作为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中央直管企业，716厂自成体系，分工严密。要当普通工人，初中生需读三年厂内技校方能上岗，高中生也需读两年。经过技校体系的培训，一个打螺钉的工人，一个电阻的检验员，一做十几二十年，因而对本职工作极为熟练，长期实践积淀下系统的工作文件。

正值八十年代初，716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自然而然地引入了日本的质量管理体系。朝鲜战争时期，戴明博士来日宣讲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大受欢迎，被日商尊为教条。戴明博士主张，工厂里的每一个员工，对于产品的最终质量都有影响。产品的质量检查，应该可以追溯至产品的每一个批次、工艺和原材料，并且可以立刻纠正。简而言之，质量管理工作应该追求全员参与、可追溯，以形成闭环。随着日本电子产品行销全球，中日经济合作渐趋紧密，这套方法随着日本生产线的引进流入了国营企业。

获得日本进修学习机会的，正是贺向阳的领导——716厂主管业务的质监处副处长汤文国。他参加了1977年冬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就读于川大半导体专业。在716厂先前成型的军工质量体系上，汤文国逐渐做本地化的改良和提高。待贺向阳到厂报道，716厂的质量管理制度，已摆脱原有的僵化，颇具日系厂商弹性实用的特质。

焦躁的1992

1991年，浙大高材生贺向阳一进716厂，自动获得高于一般工人的技术员的头衔。但毕竟是新兵蛋子，做高低温试验，学质量检验，都得向老工人虚心请教，在小组和部门例会上耐心做笔记。

此时，赴日学习高峰已过，国营工厂的储备干部，只能在1980年代改革的浅滩里扑腾。

1992年3月，716厂的金鹊牌电视机在银川市场发生多起烧毁电路板故障，质监处派贺向阳调查。在银川蹲点了一个月，贺向阳每日与两位售后服务人员同吃同住，拆解完去电领导报告分析结果。

贺向阳在宁夏，左一为贺向阳

工作之余，贺向阳行走在银川路宽人稀的街面，看到国营商场格外高耸，突然听见耳边传来小时候听过的《红太阳》，那声音连绵不绝，包围了人的听觉，一度让他以为回到七十年代。但听的愈久，贺向阳反而越是想起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国营工厂是挺好，但是他心里的冲动也越发实在。

回去重庆，贺向阳感到异样。716厂窃窃私语，似有倦怠，一找人打听，原来没争取到摩托罗拉的合作。电视机市场竞争白热化，整合加剧，金鹊表现平平，若是抱定了摩托罗拉这个大腿，自然是一飞冲天。可重庆市的招商引资，由市委主导，对于和自己平级的716厂，平时打个照面都嫌厌烦，摩托罗拉来渝考察，政府的人只引着外宾看市属的小厂，却独独不来716这个曾经的军工大厂，最后鸡飞蛋打，摩托罗拉直接跑到了天津。一时间，厂里流言四起，说厂长寒了心，不想在重庆待了，要跑深圳了，众人没了主心骨，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与所在地方政府的尴尬关系，成为中国年轻理工科人才上升的一大阻碍。贺向阳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他在信电系的师兄段永平，早在1980年代初分配到774厂，该厂由苏联援建而成，一度与首钢并列为北京市的两大支柱工厂，在六十年代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军品订单江河日下，774厂也无法获得市政府的支持，一时之间陷入困境，厂里的聪明头脑只是抱怨，终日无所事事，段永平深感不满，不出三年就决定读研深造，继而南下。

贺向阳也想南下，但缺乏一个足够说服自己的理由。直到信电系开始流传一个消息：一个同学毕业才五六个月，就在中山一家大型电子工厂，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长！贺向阳听到这个消息，就像金鹊牌电视机被雷电击穿了一样，管他什么离职手续不手续的！什么国家干部不干部的！什么档案不档案的！

南下！

装电视

1993年3月3日，贺向阳到了广州。在姑妈家安顿几日，熟悉了一些广式口味，贺向阳跑到中山，来到小霸王公司门口，跟门卫说找总经理助理——陈明永。

陈明永在步步高

陈明永简历

在门外等的时候，贺向阳回忆起两年未见的老同学。陈明永是川北人，1987年与贺向阳一同进入浙大信电系，不过陈明永念的是电子物理，贺向阳是微电子。两人军训时被分到一个连队，陈明永练战术，贺向阳练射击。军训结束后，信电系专业很多基础课程重合，两人上课经常打照面，一来二去，知道是老乡，更加亲切。但认识没多久，陈明永心肌炎病发，休学一年，来年上课，他成了贺向阳的“师弟”。尽管如此，陈明永与上届同学联系密切，87级微电子班中有位同学与他形神皆似，平日里打完升级练完篮球，陈明永常去微电子宿舍串门，碰上众人下下围棋，难免不驻足观战。

1992年，陈明永大学毕业时，南巡已有半年，他被分配在成都红光电子管厂（773厂），那时人人南下，没人能坐的住。机缘巧合，信电系的高年级师兄段永平向学校老师要人，地处偏狭之地的陈明永，或许就这样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怀对象”。考虑到段永平在774厂，陈明永在773厂，两人分处两个连着号的电子工业部直属国营工厂，估计很能体会那种缓慢煎熬的情绪，总之，陈明永在成都待了没几天便到中山小霸王报道。来了工厂，段师兄没有任何优待，只是让他先上生产线打钉。打了一阵时间，陈明永成了“打钉冠军”，段永平火速提拔，不到半年，陈明永已是总经理助理，主管生产部。段永平有次见他字迹不佳，要求把字练好，不日，陈明永书法有成。

段永平视察工厂

段永平简历

正思索间，贺向阳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只见，陈明永袖子往上卷，略有汗迹，说到，马上要上学习机了，有点忙，刚才在帮工人打包产品。得知贺向阳从716厂裸辞南下，陈明永二话没说，驮出一辆自行车：

走，上车！

贺向阳坐在后座上，吹着凉风，想起自己还不会骑自行车。广东的生活果然是不一样，这里的年轻人，人人都会骑车，好不气派。陈明永把他带到一家澳门商人开的卫星电视安装公司。贺向阳想，不妨在中山先安定下来学骑车，便接过这个机会。

陈明永视察工厂

卫星电视安装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给电视接天线、调试解码，给港台商人旅居酒店匹配相应的硬件，算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在酒店楼顶安装大大的接收信号的锅，费些力气，有时风一刮，还站不稳。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好抱怨的。贺向阳最开心的是，一个校友离开中山时把自行车送给他，车技因此一天天好转，撞人次数没那么多了。

贺向阳安装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的时候，广东的电视工业在全国竞争中崭露头角。康佳、TCL和创维，这三个显眼的市场参与者均由华南理工无线电系的毕业生创建。原来，华南理工地处广州，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地，得天独厚般分布在广东的重要机关和国营企业，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无线电系“三杰”受市场经济浸润，与香港商人接触频繁，学会使用更有效的手段参与全国的电视大战，并在90年代末几乎垄断中国的彩电市场。

浙大信电系暂时还比不上华工无线电，但年长师兄渐次南下，也逐渐形成小气候。贺向阳从716厂离职两个月，老领导汤文国记挂不下，给他拍来电报（注释：实际电报无标点符号）：

电报原件

工厂已批准你辞职，速回厂办理手续，并有一事相告。

回电 汤文国

原来，贺向阳南下匆忙，没拿到辞职手续就走了。回到重庆，汤文国交给他一份辞职文件——《关于同意贺向阳同志自愿辞去公职的通知》：

辞职文件原件

贺向阳，男，现年23岁，四川重庆人，住本厂单身宿舍和睦村6幢23号。

该同志于九一年七月由浙江大学毕业分配进厂，现为质量监督处助理工程师。

根据本人申请辞去公职的要求，经厂长一九九三年五月八日批准，同意贺向阳同志辞去公职，并参照川劳人发［1987]03号文件有关规定，一次性发给本人生活补助费——一个月半的标准工资，今后不得要求复工复职。

国营重庆无线电厂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

拿到一百来块生活补助费，贺向阳请质监处的同事吃了顿饭。席上，汤文国说到，一家港资工厂——东莞中渝电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原是716厂的质监处处长，他1977年就读于浙大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将于5月底到重庆，物色一位品质部部长。贺向阳与他同为浙大毕业，也是分配在716厂质监处，当然十分合适。

换工作

国营军工企业训练的质量管理技能，在蓬勃的广东电子制造业中是一种稀缺品。浙大师兄所在的企业，为重庆商人张松桥所有。八十年代，他把香港的电子表芯倒卖到内地，成了一位富翁。九十年代，随着经营重心转向香港，张松桥把东莞电子工厂的经营权，全权委托给从716厂物色的熟稔工厂质量管理手段的经理人，也就是那位浙大师兄。

贺向阳94年工作于东莞（清溪）中渝电子厂，先后担任品质部长、生产部长，与工程部部长陈志远合影

很快，贺向阳认识到，管理工厂不只需要质量管理条例，还有对工人群体需求的小心处理。一天早上，四五百个工人到了工位上，像被什么东西黏着一样，没有一个人干活。恰逢总经理在香港，几位班组长跟管理层说，加班费，医疗费，一个也不能少。二十多个管理人员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怎么处理。此时，60多岁的财务经理王老太找到贺向阳，让他给师兄打电话。禀明情况，贺向阳心里有底，让工人代表稍安勿躁。当天下午，总经理赶回东莞，与工人商谈片刻，达成一致。为丰富工人业余生活，公司出钱，贺向阳在周六当主持，给他们放电影和disco。

贺向阳在东莞干了一年，表现不错，引来一位港人关注，被举荐给亿利达深圳公司的总经理。经过数年发展，深圳地价迅速上涨，亿利达的工厂又不够用了。为解决这一问题，亿利达与广东省国资谈判，计划在东莞另设工厂，为此需要几位在国营工厂历练丰富的人士，贺向阳恰符合条件。他在716厂的老领导汤文国，这时也按捺不住南下之心，跳槽到亿利达。两人为香港高层看重，先在深圳公司各部门轮岗三个月，熟悉了各项流程和办法，随后又转到一个一百多人的电话机工厂全面负责管理事宜。716厂的这对重庆师徒，只待东莞那边谈判明了，马上动身出发。

不为亿利达香港高层所注意的是，五百米开外，和他们办公楼在一条街上的深意工业大厦，来了个虎视眈眈的狠角色准备挖角。

这个狠角色在1995年还是个小强，它的名字叫华为。

亿利达的成功，为同期刚刚崛起的华为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这家主营通信设备的民营公司，在积累了不少贸易盈余后，开始自行研发产品，霉运连连，一无研发管理经验，二无质量管理经验。同样是全中国最优秀的理工科大学生，到了华为手里却发挥不出作用。各地邮电局拿到华为自己搞的交换机，没过几天，那机器就被雷电劈了。作为一个生长在深圳的公司，华为此时没有别的学习对象可供参考，能解燃眉之急的，就是亿利达。

于是，在亿利达工厂干了四个月后，贺向阳也接到了华为的电话，面试地点走路就可以过去，受薪资大幅上涨的诱惑，之前已有不少同事跳槽。

又回东莞

1995年9月底，贺向阳欲行未行，拿着华为和亿利达比，拿不定主意，正犹豫间，陈明永突然到访。他开着一台蓝色五十铃双排货车，车标承重1.5吨，里面没什么货，后排坐着两个年轻人。这种车在工厂颇为常见，平时有些急料要去华强北取，往机场、车站运送少量货物，或者三四人外出，最当合用。陈明永等三人下了车，与贺向阳在亿利达宿舍闲聊，四个人一直在谈电话机市场，正说话间，陈明永讲到：

段师兄离开小霸王，在东莞长安创业，打算进入电话机行业，国庆去拜会一下吧。

原来，早在9月18日，段永平带着从小霸王陈建仁老总那里要来的几个人，在东莞市长安镇成立了步步高（注：公司一开始称为力高，一年后改名为步步高）。一位广东本地人作为段永平的副手，负责对外事务和筹资事宜，后来一些长安镇人士入股，段永平到此考察，发现优势不少：一来长安人买了股份，让他们见到设厂在此，这个优势是很自然的，不必多说；二来长安交通便捷，离深圳宝安机场只有三十公里，驱车前往只需半小时，另外，广深高速公路完工在即，货物与工人从广州集散地而来，长安往返广州也很方便；最后，长安的土地、人工比深圳便宜，制造业需要较大的地盘，之后扩张也方便。

具体到选址，段永平将步步高公司落在了长安镇上的乌沙管理区。东莞的工业管理区远低于苏州国家高新区的规格，90年代还未有完善的区划统筹，多是镇街自己去发挥积极性。乌沙管理区横跨四村，大部分在江贝，村内的宗族多有在港澳经商的亲戚朋友。因而，乌沙管理区早在80年代开始招商引资，十分注意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随着生产经营兴旺，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日新月异，区内的乌沙大酒店是镇上第二好的酒店，老板入股了步步高，在此洽谈商务，是再便利不过了。

原亿利达两位研发工程师王长春（左一）、祝春涛（右一）在步步高江贝宿舍旁与贺合影

10月1日，贺向阳相约两位亿利达工程师，结伴到了长安。陈明永把三人接到乌沙大酒店。

在酒席上坐定，贺向阳见到段永平，发现坐在旁边的，一半都是熟面孔。在中山时结识的浙大同学金乐亲，当时是小霸王副总经理占洪水亲自招的老乡，现在也投奔段师兄，任工程部长，同时代管品质部。酒席上一番交谈，原来段师兄属意贺向阳接管品质部。觥筹交错间，贺向阳听到一句宣言：

金乐亲简历

贺向阳简历

我们要做中国的松下！

但是，这个伟大的梦想，却不得不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招工。步步高刚成立不久，缺乏熟练的工人和主管，现从市场上招聘，用起来不趁手，毕竟得培训一段时间，该怎么办呢？

改革春风

1993年夏天，一个男青年站在陈明永宿舍门口，“咚咚咚”一阵狂敲。陈明永出来查探，那人说要面试生产主管。小霸王近来产量飙升，工人数量迅速增加，需要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聊天片刻，陈明永觉得不错，让面试者明天开始上班。

这个应聘成功的生产主管，原在一个国营工厂做维修工作。他求上进，参加成人高考，读了夜大。工厂老人中意他，夜班交接时特意让他担负起车间管理的职责，党委书记也找他谈话，让去党校进修，好培养入党。

一个偶然的机缘，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在闭塞的小城和工厂，他养成了每天仔细读报的习惯。改革春风吹满地，年轻人憋在小地方，是一件让人郁闷的事情，唯有读报解忧。他的妹妹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一杯茶一张报纸，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好像得了抑郁症。读报的时候，他找到了药方，广东有家工厂招聘大专以上学历的管理人员，正好适合小妹。他把那片招聘启事的剪纸给了妹妹，她请假远走广东，从此再也没回原单位。过了一段时间，他接到电话，那头是妹妹的声音：

小霸王的公关经理跟我说，他们很缺生产主管，这家工厂可厉害着呢，在中山，我帮你联系好了，来面试吧。

来到中山，他充满好奇。面完试第二天就上生产线，过了三天，小霸王的人力又面试一遍，方才办好工卡，分到一个暂时空置的宿舍。这几天下来，他不由得感叹，国营企业效率要是这么高，哪有亏损的道理？

没过多久，宿舍原来的住户从外地回来。那人名叫娄天春，是段永平在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担任小霸王山东代理公司的经理。他腾出床位，在地上打了个草席。晚上聊天，他听娄天春讲到，阿段人很随和，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提。他点点头，问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经济学问题：

小霸王，是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另寻出路

每到发工资日，小霸王的生产主管会叫上可靠的年轻工人，在集团财务处领来一大捆现金，到办公室里把每个人的工资如数分好，递给各班组长，再发到每个工人的手里。没过几天，工人跑到主管这里抱怨，说刚发工资就被打劫了！

小霸王工厂周边，逐渐聚集起一帮地痞流氓，工人手里的现金，成了他们的目标。机器热销，工厂赶工，加班到九十点钟是家常便饭，一些工人租住在外面民房，下了班回去休息。四川帮、贵州帮等整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记住了固定的发薪日，当天晚上在小胡同里打劫抢钱，一来二去，窃贼和工人都面熟了。工人没钱，做工也没了动力。生产主管认为此事非常严重，心中暗暗记下。

一次，段永平开会，问有没有什么难处。主管说，最近经常有工人反映钱被抢了，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负责后勤的副总也附和道：

是啊，秩序的确太差！我家最近也被偷了！

段永平大为光火，狠批了一顿，让那位副总搞好工厂治安。小霸王公司出动保安队，联合当地派出所，有工人指认帮忙，一时间抓了不少盗窃惯犯。抓到的人被蒙着面送进饭堂，成排蹲在地上，工人们开心极了，打了他们一顿。之后，再也没有盗贼敢在小霸王周围嚣张，工厂生产愈发蒸蒸日上。

但是，小霸王的美好光景只维持了两年。尽管小霸王有丰厚的分红，但是股权结构始终掣肘，段永平和大老板陈建仁最终没有谈拢挥泪作别。随即，副总经理占洪水升任为小霸王总经理，他开会动员，提醒老员工不要心怀二意，反而使众人生厌。

离职潮中，一位主管离开小霸王，去一家台资厂当厂长，未到一个月，觉得乏味，没有前途。于是，他给已在步步高就职的老领导打电话，双方一拍即合。生产部长说正缺人手，多带人来。于是，这位主管叫了另一个熟人，一天时间从小霸王和两个台厂集合了四五十个老练的熟手。确认包车费用报销后，他租了一辆客车，当天晚上去往东莞。

自从小霸王失去灵魂人物，投奔段永平的老部下一波接一波。小霸王的大老板陈建仁只允许他带走六个人，这多出来的人，都是自愿离职，不算挖角。况且，段永平觉得对他们负有义务，因而悉数接纳，职级平移。步步高初创时期，采用六天工作制，小霸王过来的“扛枪派”大多在中山定居，周六下午两点开始分拨离开公司，从东莞到中山倒车好几次才能回到家里。后来，步步高专门购置了一辆面包车，方便两地来往。

从中山到东莞，路途遥远不是最艰难的。过往清零，重新创业，段永平还需遵守与陈建仁的另一条君子之约：一年之内，不做小霸王产品的国内竞争对手。

国内市场不能做，那只能出海了。

奋战俄罗斯

娄天春，从小霸王过来的“扛枪派”称其为阿娄，是步步高海外市场的开拓者。离开中山前，段永平招了几个学俄语的大学生，将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上了经营日程，后来这批人跟着娄天春去了俄罗斯，剩下一个留在段永平身边。考虑到第一年步步高国内无事可做，实际上所有人都得指望娄天春拿外销订单。

娄天春的地位如此重要，不是没有来由。他出生于山西大同一个普通家庭，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成绩最为优异。1981年，娄天春考上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干家教和工厂信息员，在同学中是一个异类。本科结束后，他选择就读于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学专业，成了段永平的同学。在娄天春看来，当市场处于经济发展的改革浪潮中时，精通的专业会比平时更显出非凡的作用。人大的硕士学位是一个offer吸铁石，毕业后，娄天春在五矿干进出口业务，派驻国外。不久，小霸王风生水起，娄天春收到段永平的加盟邀请。再三思考后，娄天春摔掉铁饭碗，做起了山东省的代理生意。

在所有投奔步步高的小霸王代理商中，娄天春占股最多，也是唯一一个转为管理层的人，他为小霸王打下山东市场，又熟悉海外情况，是俄罗斯市场的不二人选。

这个市场的机遇显而易见。上个世纪90年代中，苏联刚解体，封闭的市场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像一个黑洞般吸引着周边市场的民用产品。嗅觉灵敏的中国倒爷在东北边境做起了皮毛生意，提着现金，像打出租一样坐飞机到俄罗斯的内陆城市做生意。

机遇很好，挑战很大。休克的经济体把警察变成了收保护费的黑帮。在所有来俄的中国商人中，一下子也看不出娄天春的优势，他不懂俄语，是个书生。在别人飞机倒货的时候，娄天春决定用集装箱海运，成本是低，但实在是太慢了，偶尔还会有不可抵抗的风险。一次，步步高的货到了欧洲港口，因为工人罢工滞留海关，没办法，只能等。

出乎意料的是，娄天春还是赢得了俄罗斯市场。后来他粗略估计，步步高游戏机和学习机的市场占有率，应该在80%，这个成果要归功于娄天春的市场策略。苏联解体之初，俄国人对价格高昂的次档中国货毫不挑剔，随着货物潮水般涌向市场，短缺经济逐渐过去，消费者训练出了自己的判断力。步步高产品本来质量过硬，娄天春又格外注意控制运费成本，由此，步步高的性价比无可比拟，加之行销得力，逐渐占据了大部分市场。

外销订单滚滚而来，步步高产线满载运转。创业之初，步步高租了三层厂房，每层占地1000平米，忙碌时，工厂每日需生产上万台游戏机，数百工人加班至深夜。

（注：为解决工人偶有的头疼脑热，段永平在厂内设立医务室，从一家南昌医院请来一位女医生。她性情亲和、经验丰富，简单病症不在话下，如有复杂病情，则告诉工人如何抓药，去何处看病，免得花了冤枉钱。）

步步高生产虽旺，可相比于小霸王鼎盛时期一层厂房即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步步高第一年购地盖楼，处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