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苦妹新生

我名叫妹子，八岁那年，湖南大旱，庄稼欠收，一家五口人，没吃没穿，过着悲惨的生活。

天灾又跟来了狼群。快过年时，地主婆带着一群狗腿子来逼租。我爹交不出租，地主婆喝令一声：“搜！”狗腿子们立时四下翻腾，把家中仅有的一点东西打得稀烂。

搜不到粮食，地主婆一双狼眼瞧着我，吼着说：“交不出租子，把妹子抵了！”我一听，直吓得躲到娘的身后发抖。

娘苦苦地向地主婆哀求：“东家，我家妹子才八岁！”地主婆凶狠地说：“八岁，也能干活了。”说着把手一挥，几个狗腿子扑上来把我抢了就走。

我被抓到地主婆家里，那奴隶的生活不是人过的。烧饭、洗衣、挑水、打柴，样样要做，从鸡叫一直干到天黑，不许停歇。

地主婆吃的是山珍海味，我连薄粥汤也喝不饱。夜里，盖着一床破棉絮，冻得我浑身发抖。

娘知道我在“狼窝”里受苦，叫哥哥来看我。一天早晨，我刚开门，哥哥从屋外闪了进来。我高兴地叫：“哥哥！哥哥！”他随手塞给我一个鸡蛋。

地主婆听到响声，拿了根木棍从屋里出来，一见我哥哥就骂：“你来干什么？滚！滚！”哥哥被她这副凶相给吓跑了。

地主婆的那双狼眼骨碌碌地在我身上打量。她见我手里拿着个鸡蛋，劈手夺过去，往地下一扔，踩个稀烂。

我整整哭了一天，心里直想娘。夜晚，地主婆上床呼呼大睡了，我悄悄推开门，逃了出去。

天明时，我跑到了家门口。爹娘看见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都愣住了。我一头栽倒在娘怀里，“哇”地哭了。

第二天，地主婆坐着轿子追来了。我躲到屋顶上，只听见地主婆在屋内拍桌踹凳地大骂：“要是你们交不出妹子，就得把她两年的吃喝穿着都给我算清！

我娘说：“东家，妹子年龄小······你发发善心······”地主婆把脸一板，吓得爹娘没敢再往下讲。地主哪里有什么善心呀，又把我押回了“狼窝”。

回到地主婆家里，地主婆抡起根粗木棍，凶残地咆哮：“你再逃，再逃！”木棍落在我身上，痛得我满地打滚。

隔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来了个陌生人。地主婆叫我走开，把陌生人引进上房，鬼鬼祟祟，不知商量什么事情。

吃过晚饭，那陌生人溜进厨房，悄声对我说：“你不是想娘吗？今晚她在山脚边等你。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夜晚，我跟着陌生人赶到山脚边，没看见娘。我问：“娘呢？”陌生人指指前面说：“在镇上等着。”说罢，拽住我的手，没命地向前奔跑。

陌生人把我带到一家小客栈的阁楼上，“嘭”的一声把门锁上。我发觉不对劲，急得拼命撞门，嘴里喊着：“娘啊！娘啊！

不一会，就听楼下有人在说话，一个问：“这小姑娘五十元卖不卖？”另一个回答：“事先早讲定了，非五十六元不卖。”我这才明白，地主婆将我给卖了。

三天后，他们把我领到一个大地主的家里。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总是地主。晚上，这个大地主和地主婆躺在炕上说笑，却要我给他们捶腿。

捶着捶着，我眼皮实在睁不开，迷糊中，一滴口水滴在大地主的腿上。大地主霍地坐起，骂道：“贱货，你口水滴在我的腿上，今生今世也抹不干净。”噼啪两个巴掌，打得我口鼻淌血。

他转过身来，叫另一个丫头拿铁棒来打我。这丫头不愿动手，地主婆一拳将她打倒，随后拔出发钗，狠命地朝我脸上乱扎。

我被扎得满脸流血，站在那里不敢走动。大地主呼呼睡了一觉，半夜醒来，又要我倒茶。

我懵懵懂懂地端着茶，不小心把大拇指蘸在水里。大地主把脸一沉，将我拖到楼梯边，猛地一推，我从楼上滚到楼下，脑袋“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浑身疼得不行。小姐妹们围着我，一边己给我擦去满脸满头的鲜血，一边淌着眼泪。

过了几天，我伤还没好，大地主又叫我跟着他下乡去收租。大地主坐在轿里，舒舒坦坦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紧紧跟着，跑得两腿发酸，满身直淌冷汗。

大地主一到佃户家里，人还没坐定，就要我给他捶背、倒茶······我忙个不停。

这年收成不好，农民交不起租。大地主回到家里，骂我愁眉苦脸，冲了他的财气，抽出皮鞭就要打。

我气不过，回了一句：“这又不关我的事。”大地主不容我分辩，“啪”的一个巴掌，把我打倒在地上。

过了些日子，大地主嫌我生相不好，又把我卖了。这回，从湖南一直卖到了江西。

江西这户人家，是在国民政府里当法官的。他家里两个小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吃饭、穿衣都要我这个十一岁的小丫头服侍。

一天，我端了碗牛奶进屋，大小姐说吃厌了，不肯吃。我左哄右哄，她还是不肯吃。

那法官回家，见桌上放着碗牛奶，责怪我服侍不周，抡起棍子就朝我身上打。左一棍，右一棍，打得我遍体鳞伤。

我抚摸着满身伤痕，哭干了眼泪。天黑，乘法官一家都睡了，我悄悄推开窗子，逃出去寻娘。

那时，我也不知江西离家乡多远，出了法官家，向四处乱奔。天明，肚里饿得难受，我只得讨起饭来，心想：就是讨饭也要回家乡。

晌午，来到一位老妈妈家门口。老妈妈见我可怜，问我是哪家的孩子，我撒谎说：“娘带我出来玩，走散了。”她答应把我留下，做她的干女儿。

我想这下可得救了。我在老妈妈家里洗了澡，正高高兴兴地吃饭，忽然大街上响起了一阵锣声和吆喝声。

我身子一抖，吓得躲到床下。老妈妈出门去看了回来，惊恐地说：“不好啦，法官家逃出个丫头，说要是谁家藏着，谁就要被杀头。

我投在老妈妈的怀里哭了。老妈妈这时才知道我就是法官的丫头，流着泪说：“唉，苦命的孩子，我这个孤老婆子没法救你！”她整整我的衣襟，往我身上塞上两块饼，叫我赶快逃走。

我走上街，没几步，就被发觉了。狗腿子们吆喝着围上来，抓住我往法官家里送。

法官见了我，大声问：：“是谁唆使你逃的？”我挺身回答：“谁也没 有唆使，是我自己走的。”

法官不信，喝声：“用刑！”几个狗腿子按住我，拔出烧红的火钳，往我脚底烫。“吱”的一声响，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法官怕我再逃，就写了封信，把我卖到南京。

南京这户人家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住的高楼大厦。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要我起身，拖地板、擦窗子······做各种繁重的事。

一天晚上，天很热，我从熟水店里提着两桶开水过马路。路过马路拐弯的地方，忽然呼地驶来了一辆大卡车。

我一个心慌，连人带水桶跌在地上，开水烫了我一身。司机一个急刹车，车子从我身边擦过，前轮把我右腿轧伤了，我当场就不省人事。

汽车司机是个穷苦人，他急忙跳下车，喊来看弄堂的老伯伯把我抬上车，送进医院。

我醒来时，满身像刀割般地疼痛，脸上烫起密密麻麻的水泡，连嘴巴也动弹不得。这时候，要是爹娘来看我一下多好呀！可是哪里有我的爹娘呢！

一个月后，我的腿还是没好。汽车司机跑来跟我商量，说他家里人口多，收入少，卖尽当光，再也负担不了我的医药费。

我很同情他，当时离开了医院。看弄堂的老伯伯扶着我一拐一拐地回到当官的家里。当官的连看也不看，说：“哼！你为啥没有死掉！

从这以后，我天天夜里做梦，哭喊爹娘。一天，当官的把我叫去，假惺惺地说：“你的娘在上海，明天就送你去。

上海是有钱人的天堂，被压迫者的地狱，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我下了火车，一辆黄包车把我带到一条人声喧闹的弄堂口停下。

押送人把我引进一户人家屋里，哪里有我的娘？他指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说：“她叫“阿肥”，就是你的寄娘。”这时我才知道，当官的又把我卖到了这里。

隔天，“阿肥”把我带到一户投机商人的家里当佣工。

牛马似的干了半年，转眼到了寒冬，窗外下起了飞飞扬扬的大雪。我身上穿着单衣，整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隔天，我悄声向东家请求支一点工钿，做一件棉衣。少奶奶瞪眼骂道：“你哪里还有工钿，“阿肥”早领走啦！”我一听，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苦苦地熬了四年，那时我已十八岁了。“阿肥”见我长大，怕我逃走，就装着关心地对我说：“你年纪不小了，我托人给你做个媒······”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嫂嫂。邻居嫂嫂对我说：“媒人媒人，两面瞒人，你可要问问清楚。

第二天，我问“阿肥”：“对方是什么样人？”谁知这一问，她竟瞪着眼睛，骂我不要脸，又扇了我两个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这年秋天，“阿肥”纠集了一班流氓，强拖硬拉地把我架上花轿，抬到浦东，跟一个素不相识的雕刻工人结了婚。

不久，丈夫得了肺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哪里有钱去请医生。我坐在骨瘦如柴的丈夫身边，唉声叹气，想不出一点办法。

一天，丈夫昏昏沉沉地醒来，说是床底下藏着一只皮夹。我把皮夹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大叠当票。

看到当票，夫妻俩抱头痛哭。他告诉我说，为了娶我，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尽当光，凑满一笔钱，付给了“阿肥”。

丈夫病了，家里连吃的也没有。我走投无路，噙着泪，只得又去找“阿肥”当苦工，又过起了牛马不如的生活。

1949年夏天，上海解放了。我知道这下穷人翻了身，连忙回到家里，欢天喜地地把消息告诉了丈夫。不久，我们村里也进驻了解放军。

解放军战士见我家锅里煮的是草头、野菜，他们就省下米饭，送到我们家里。我和丈夫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1951年，村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我家也分到了土地。

开始生产的时候，我家里没钱买农具，政府发放了贷款；我家里生活困难，政府又送来了救济粮。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真比爹娘还亲。

不久，党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我和丈夫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后来，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被选为乡人民代表。旧社会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今天坐了江山、做了国家的主人。

人民公社成立后，大伙走集体化道路，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生活节节上升。年终分配时，我们还将多余的钱存进了银行。

现在，丈夫身强力壮，两个儿子都上了学，一家人过上了欢乐的日子。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兄妹。旧社会拆散的骨肉，得到了团聚。

我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温暖。他们的童年，跟我的童年有天地之别。我常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永远记住新旧社会两重天；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建设美好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