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廉江西故事 | 方志敏、甘祖昌的故事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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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不渝的信仰

——方志敏的故事

方志敏（1899－1935年），原名远正，乳名正鹄，号慧生。江西弋阳人，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2009年，方志敏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35年1月29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方志敏，要在上饶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敌人把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正气浩然。上饶的群众看着不幸落在敌人手中的方志敏，都心情沉重，许多人低下了头，暗暗落泪。

敌军官气焰嚣张，在台上喊起了反共口号。但台下无人响应，这激怒了那个军官。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怒吼着：“谁不喊就抓起来！”台下仍然一片沉默。“庆祝大会”草草收场。

敌人把方志敏押送去南昌，途中经过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敌人想在弋阳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愤怒的几千名弋阳百姓个个手拿锄头、木棍、扁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方志敏。敌人慌忙把方志敏押进装甲车，惊慌逃走。

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敌人又要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公园里军警如林，警备森严。方志敏戴着手铐脚镣，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说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敌人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庆祝大会”竟然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赶紧下令：“快！快把他拉下去！”

方志敏趁着敌人手忙脚乱，继续大声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从上饶到弋阳，再到南昌，敌人的三次“庆祝大会”都没开成。

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抓到了，立即密令要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头子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你们不是失败了吗？”

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降不成，敌人军法处处长，弋阳县长，还有教过方志敏的一个乡绅，也都来劝降方志敏。方志敏回答他们：“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了豺狼的凶相，残酷折磨方志敏。

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敌人还不断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任何党的秘密。

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

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他咬牙坚持，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

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

就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饱含革命的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

有一个狱卒非常佩服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办法，方志敏就求这个狱卒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狱卒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南昌城里军警满街，交通中断，小商小贩也都被赶走了。

看守端来了早饭，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最后看了一下牢房，挨个和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

难友们含着热泪说：“永别了，方志敏同志。”

方志敏微笑着说：“同志们，永别了，早日出去干革命！”

天下起了雨，天也有情啊！

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挥了挥手。有人认出戴着手铐脚镣的是方志敏，不禁掉下了眼泪。刑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方志敏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方志敏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

刽子手的手哆嗦了，扳不动枪机。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一眼看了看他可爱的中国大地，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年仅36岁。

把人民的疾苦装在心里

——“将军农民”甘祖昌的故事

甘祖昌(1905—1986年)，江西省莲花县人，1926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历了井冈山革命斗争、五次反“围剿”、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红军万里长征、晋绥抗日、保卫延安、南下广东、中原突围、解放西北、进军新疆等大战。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之一。1957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将军率全家人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从井冈山出山又回山的“将军农民”。

作为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粮草官”，甘祖昌从修械所所长、湘赣军区兵工厂财政总务科科长兼原料采购员，到团、旅、纵队、军、兵团、大军区等单位后勤部门的负责人，面对艰难险阻，他能够坚定不移地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对党的坚定信念和自己的廉洁自律。他无论当将军还是当农民，始终坚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操。

1951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因特务破坏桥梁导致车祸，使甘祖昌的头部再次受伤，加剧了战争时期两次头部受伤留下的严重脑震荡后遗症，他深感自己不再适合做领导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适做领导工作。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他便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写报告，1957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领导提出申请，终于如愿以偿，甘祖昌回到家乡莲花县务农。

回乡后的29年，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甘祖昌就像当年打仗一样豁出性命干，不辞辛劳带领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尤其是带领村民改造红土壤，把数百亩低产的“冷水田”改造成高产田，获得大丰收。甘祖昌先后为家乡修建了3座水库、4座电站、1座水泥厂、12座桥梁、3条公路、3根压力水管和20多公里长的引水渠，不仅解决了乡亲们的温饱，让家家吃上了白米饭，而且为家乡群众过上幸福小康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用为民谋利的初心诠释践行了自己的赤胆忠诚。

修建水利是需要钱的，为给家乡建设积累资金，甘祖昌回到农村后，全家缩衣减食，过着节俭的生活。甘祖昌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乡亲们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就是这样一位将军农民，没有特权，只有廉洁；没有享受，只有奉献。他对自己很抠门，但对支援家乡建设，为乡亲们扶贫救危，却十分慷慨。

图田村有个青年叫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父亲又有肝病，一家日子艰难。甘祖昌处处关心刘海清一家。上面派医生来给甘祖昌看病，他总要把医生带到刘家。他写了十多封信去外地访医求药，一心想让刘海清站起来。后来，当他得知刘海清的残腿无法治愈时，又给他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终于，在甘祖昌的帮助下，刘海清学到了一手娴熟的编织技术，增强了生活的信心。

回乡初期，甘祖昌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三家人同住一栋旧房子。民政部门几次要为他在县城盖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后来，甘祖昌家里人口增多，老房子实在挤不下了，他才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一栋普通民房。一次，省民政厅厅长来看他，要补给他建房费，他说什么也不要。

甘祖昌离休后，新疆军区几次提出要给他配备小车，他都谢绝了，后来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社会活动多了，有关部门准备给他购辆小车，但他始终不要。

甘祖昌因病住进县医院，按照他的病情，必须用一些好药。县里紧急向省、地医院求援。甘祖昌知道后，一再不让这样做。为了节省国家开支，他每次买药都是自己出钱，当时光是未报销的药费单据就有5000多元。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待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他留给妻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他在1955年荣获的3枚勋章。这就是红土地上的革命赤子，忠诚人民红心向党，碧血丹心日月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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