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五章)

#头条家时光# 父亲师范毕业，但在农村出了一辈子大力。父亲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这样下一辈子“庄户”，受一辈子累。所以虽然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挺紧巴，但父亲依然尽力坚持让我们兄妹几个上学：二哥上到高中毕业，三哥师范毕业，我大学毕业。

比较起来看，我们兄弟三个上高中时的生活，就数二哥最艰苦。

那时候，高中，要到十五里路以外的公社驻地的“七中”去上，要住校，自己带饭。三哥上高中的时候，一般是带母亲摊的煎饼、奶奶晾好的咸菜疙瘩。我在七中复读的时候，父亲用手推车推了两袋子玉米粒子，到了公社驻地所在村的我姑家。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吃、住都在姑家里。我二哥上高中的时候，带的饭菜，煎饼不多，主要是窝窝头、地瓜和咸菜疙瘩。午饭后，二哥还要抽时间爬到教室后面的山上割（拾）柴草，割回来，晒在空地上。等积攒到星期六，用绳子一捆，走十五里路，背回来或者挑（担）回来。三哥上高中时，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割柴草。柴草积攒多了，父亲去用车子推回来。

不知什么原因，二哥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头疼。有几次，疼得厉害了，老师就让我二哥回家来休息几天。父亲去村卫生室拿来一纸包去痛片，我二哥吃上一片，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看他的语文、数学书。

几次三番之后，奶奶、父亲、母亲就不免有些担心了：这孩子，怎么老是头疼？不会有什么大毛病吧？于是，那一天早上，父亲向生产队长——我刘富大哥说了一声，就和我二哥步行去了公社医院。

下午，父亲和我二哥回来了。父亲对我奶奶说：大夫仔细地问了，仔细地听了，仔细地检查了，也给开了药片儿了——孩子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吃菜、吃油水忒少了，缺少营养。大夫说，得给孩子补一补。

奶奶听了，皱着的眉头刚刚舒展开，却又皱了起来：“补一补！可拿什么补呢？”奶奶一边念叨着，一边走到了屋门口。目光就停在了正在院子里溜达的那只半大公鸡的身上。

第二天早上，当敞开鸡窝门撒鸡的时候，奶奶让我大哥逮住了那只半大的公鸡——那只本来要等到过年再杀的公鸡。当把鸡杀了、毛褪了，内脏清理好了，奶奶却不再拿刀切小块儿，而是找出了我父亲砸石头用的“手锤”，把手锤和鸡一起递给了我二哥，并吩咐道：“在那磨顶上，把鸡砸碎！”

二哥把鸡放到了院子里的石磨的顶上，双手握着手锤的把儿，一下，一下，一下地，开始砸鸡。直砸得肉星四溅，溅得二哥脸上、手上、身上肉星点点……

等到二哥把那一只整鸡砸成了一摊肉（骨）糊糊，奶奶把那一摊糊糊盛到一个小盆里；母亲点起了炉子，坐上小锅，往锅里舀上了半锅水，开始烧锅。等锅里的水烧开了，奶奶往那糊糊里撒了点儿面粉，一搅合，然后，把那半小盆糊糊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圆圆的小丸子，放进了滚开着的锅里。

一只整个的半大鸡，最终变成了半小锅连汤带水的丸子。奶奶把那热气腾腾的小锅端到了石磨顶上凉着。凉了一会儿，奶奶叫我二哥拿了个小勺子过来，奶奶就站在我二哥身边，监督着他热热乎乎地吃鸡肉丸子，喝鸡肉汤。

妹妹不知道跑到谁家玩去了。我在距离石磨几步之外，久久地徘徊。故意装作不注意，却又时不时地回顾着，直到二哥吃完了鸡肉丸子，锅里只剩下一点儿汤。

父亲上坡回来吃早饭的时候，奶奶说：“看起来，这孩子还真是缺营养了！”……

现在看来，这种“猛吃一顿肉”来补充营养的办法，并不科学；但在当时，这却是父老乡亲们认为的最好的“补法”！

今晚，我正在增补这一章的内容，三哥发微信来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也常头疼。父亲曾经用手推车推着我，去县城医院看。来回百里的沙土路，父亲推车走着发出的“沙沙”的声响……现在回想起来，那声响犹在耳畔!”

在上过高中的我们兄弟三人中，数二哥学习最好：各科成绩均衡，不偏科；而且，二哥兴趣、爱好广泛，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上一手，尤其是二胡，得到了窦坦亮二叔的“真传”，拉得如行云流水一般。那年冬天，我姑家的大表弟来走姥姥家。那天早上，二哥雅兴忽起，提着二胡来到院子里的石磨边，一曲《浏阳河》悠然响起。大表弟在一旁袖着手，冒着严冬里大清早凛冽的寒气，听得如醉如痴！

——2018年国庆期间，我们一家人回到老家。看到二哥家北屋卧室的墙上，挂着一把二胡；墙边，安放着一架电子琴。

二哥说：“二胡，是海琴买的；电子琴，是峰峰买的”。

于是，二哥弹着电子琴，我们兄妹几个齐声放歌一曲《送别》，我女儿还用手机录了视频。回来后，女儿也给我买了一架电子琴。我以“二指禅”手法弹了几回，就将其“束之高阁”——那架电子琴基本上成了个摆设。

二哥高中毕业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那一年，村小学的“公办老师”王文翰老师因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经村小学校长陈作文老师提议，村支部孟庆友书记批准，二哥去村小学当了民办代课老师。前面说过：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二哥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上学时文科、理科都不错，而且爱好文艺，歌唱得标准，二胡拉得很是不错——教学教得自然是得心应手，对学生更是负责任，有耐心。

那时候，学校的厕所都是蹲坑式的。那年初夏的一天上午，课间，班里最老实、个头最小的一个学生去解手，被另一个调皮的学生一推，掉进了茅坑里。二哥听到学生们的呼喊，赶紧跑进厕所，一把将那满头满脸满身污物的学生从茅坑里拽出来，拎着他的衣领，提到了校院外边的河边，撩起河水，给他从头洗到了脚……

“穿黄军装，当解放军叔叔”，是我们儿时的“最高理想”。那时候，农村里的小青年们都很眼热当兵。1973年的征兵开始了，我二哥的同村的、邻村的好几个同学都报了名，正在当民办代课老师的二哥也想报名当兵，却又不敢直接跟父亲说，就先跟奶奶说了，奶奶又跟我父亲说了。

那天午饭过后，父亲问我二哥：“要去验兵？想好了？”

二哥说：“想好了。”

我二哥当时毕竟已经是二十好几岁的青年了，父亲见我二哥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

到公社驻地验兵，二哥体检合格了。接下来是“政审”：上级有关部门派人下来调查我们一家几代人的“政治面貌、历史情况”。这时，庄里忽然有人“揭发”说，我爷爷闯关东的时候，在日本鬼子的煤矿上当把头！这可是个“重大历史问题”！多亏了刘方新大舅仗义执言：“根本就没有当把头这回事儿！就是个负责分发挖煤家把什儿的！”这才戳穿了谣言，澄清了事实——政审过了关！

那一天，负责领兵的一位部队领导来到俺家，征求家中老人对孩子参军的意见。

奶奶说：“孩子当兵，保卫国家，俺愿意！

”父亲说：“孩子到了部队，麻烦领导严格要求，让孩子当一个合格的兵！”

部队领导非常高兴：“革命老区的乡亲们，觉悟真是高哇！”

在当时，参军是很光荣的事儿！二哥验上兵之后，书记、贫协主任等村领导都到俺家来表示支持；左邻右舍都来表示祝贺。二哥当兵以后，每年的腊月二十八，生产队里都派劳力来俺家，要帮助打扫卫生什么的——当然，都被我父亲婉言谢绝了。

陈作文老师，是村小学的校长，是我二哥、三哥的老师，又是我二哥、三哥当民办代课老师的推荐者。王文翰老师，是我们兄妹五个的小学语文、算数老师，而且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我在一年级上了大半年之后，和刘云福等几位同学被窦坦亮老师送到了三年级。刚开始，算术课跟不上趟，王老师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丧气，只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并顶风冒雨去流水店村小学借来算数书，给我们几个同学补二年级的算数课，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跟上了课程；后来，还让我和刘云福同学当了班干部。王老师因病在家休息的时候，我二哥代替他上课；陈老师、王老师和我父亲又很投脾气。阴雨天不能上坡干活的时候，或者农闲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到学校，到两位老师的办公室里坐一坐，抽根纸卷的烟，拉一拉农家的呱。

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是上午的一个课间，马玉亮、刘海、刘方森、李学志等几个同学正在校院里追逐玩闹，忽听大门外一声咳嗽，马玉亮同学小声喊道：“王老师来啦！”大家赶紧停止了玩闹，跑进教室，探头往外瞧：结果是我父亲从门外走了进来——虚惊一场。

马玉亮同学很是诧异，扭头对我说道：“你爷的咳嗽声，怎么这么像王老师?”

二哥验上兵后，那天晚上，奶奶、母亲准备了几个简单的农家小菜，父亲准备了两瓶“地瓜干子酒”，请陈作文老师、王文翰老师来家里一坐，我二叔窦坦亮老师作陪，聊表感谢之意。

王老师歌唱得好，是标准的男中音，曾经在庄里的“革命文艺宣传”中登台演唱。“酒过三巡”之后，我父亲说：“今晚上高兴——都是孩子们的老师，酒逢知己——王老师，你就亮上一嗓子吧！”

“那怎么能行？在家里，不象话！”王老师再三推辞。

“都是知己。”“都不是外人！”我父亲和我奶奶再三地说。“我看，是盛情难却了！”陈老师笑道。

“王老师，你就唱一曲吧！”我二叔笑道。

“那就献丑了？”王文汉老师端起酒盅，一饮而尽：“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居住着，英雄的鄂仑春……”

因为是在家中，王老师压低了嗓音轻声唱；但大家依然听得眉开颜笑，我依偎在奶奶身旁，更是听得如醉如痴。

1973年冬季，二哥和邻村的同学聂相平去县城报到。天还没亮，我还在被窝里睡觉，二哥就起了床，对我嘱咐了一句：“我给你留了几个本子在方桌上——好好上学！”就穿好衣服告别了母亲、奶奶，急匆匆地走了。

等到了下午，我放学回到家，进了北屋，忽然看到父亲坐在方桌东面的椅子上泣不成声！西面的椅子上，放着几件衣裳——我二哥穿了军装替换下的棉衣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我心中很是吃惊，更有些害怕，也不敢言语，就蹑手蹑脚地走进里屋：见奶奶坐在炕头上，也是泪流满面！

“奶奶，怎么了？”我轻声问。“出去！”奶奶少有的严厉。

我赶紧轻手轻脚往外走。走到门口，听到父亲边抽泣边说：“过了这大半辈子了，没想到，混得让孩子出去当了兵！”

我这才明白，在老人们的内心里，毕竟还是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当兵的！

二哥和他的同学聂相平一起，去青岛的坦克部队当了坦克修理兵，这一当就是七年，直到1980年1月份才复员回家来。

记不清是二哥当兵的第几个年头了，那一年的冬天，父亲曾去青岛看过我二哥一次，二哥一身的黄军装黄大衣，在青岛栈桥照的一张照片，父亲捎回来，放进了家里的镜框里，挂在北屋的北墙上，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着实羡慕了好大一阵子！

二哥和父亲在青岛留影

二哥去青岛当兵后，经常往家写信，但那一年，忽然几个月没有信来；有一天，聂相平来到俺家——他回来探亲，捎回来我二哥的几件衣服，我们一家人才知道二哥所在的连队开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去了！

聂相平走后，奶奶、母亲流泪了，父亲卷上一根纸烟抽着，宽慰奶奶道：“孩子是坦克修理兵，不会到最前边儿去的！”

话虽这样说，但父亲毕竟担心。那一段日子里，父亲时常一边抽着烟一边听家里广播匣子里的新闻，要不就到庄里的门市部去听收音机——听有关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新闻。直到第一次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二哥所在的连队回到了青岛，二哥有信寄来，一家人这才放下心来……

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当我二哥上高中、三哥上初中、我和妹妹上小学的时候，日子就更紧巴一些，缺粮少柴的。上高中还要带饭住校，母亲有时候就说，让孩子上完初中就回队里干活吧；要不，在家上山拾点柴草也好。父亲自然不同意，母亲絮叨的次数多了，父亲就不耐烦了，与我母亲发生了激烈地争吵，甚至动手打了母亲——在父亲的内心，一定有一种极强烈的愿望：要让孩子们上学，供得出去一个是一个——不能让孩子们像自己这样出一辈子大力，流一辈子大汗，受一辈子大累！

二哥高中毕业时还在文革时期，没有高考这一说；三哥高中毕业后，也还没有恢复高考。那一天，三哥到生产队干活，队长刘富大哥挠着头为难地说：“第三的，你刚下了学,能干什么活呢？要不——先去放牛吧！”

于是，刘继路二哥把那头“领墒”单独牵出来，交给了我三哥。

南岭，东山，道峪……三哥放了两个月的牛。

东山

几十年之后说起放牛这件事，三哥说：“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头牛的脸面……”

那一年，生产队的队长是聂志学大爷。春季的一天，聂大爷来到俺家对我父亲说：“大兄弟，让三份儿里孩子当个记工员吧。”

我父亲说：“怕孩子粗心大意的，记不好。”

聂大爷说：“一个高中生，记个工分，还不是富富有余？到时候，我说着，让他记下来就行了。”

于是，三哥就当上了队里的“记工员”。上坡的时候，除了拿农具，手里比其他社员多了个物件：书包。书包里有一支圆珠笔，还有一个“文件夹子”，夹子里夹了个笔记本。当大家干了一阵子活，到地头上休息时，三哥坐在聂大爷身边，拿出笔和笔记本，聂大爷抽着旱烟袋，一边回想，一边说，前日，那谁谁谁，在那块地里，干的什么活，记几分工；夜来（昨天），那谁谁谁，干了什么活，记几分工……

后来，公社成立了“治山河专业队”，刘双三哥、窦硕玉二姥爷、我三哥等几个小青年，先后参加了“治山河专业队”：先是去南流水村开山整地；后来到三岔村边“治理河道”。刚去“治理河道”的时候，是实冬腊月天，地冻天寒。用镢头挖土方（按土方量记工分），实在是难刨难挖！一开始，三哥手忙镢头乱好大一会儿功夫，满头大汗了，却没刨起多少土来。

在不远处干活的刘双三哥看到了，提着一把镐头过来了,“第三的！别使镢，先使镐刨。刨出个头，就好刨了！”一边说着，一边高高地抡起镐头，猛往厚厚的冻土上“吭哧”一镐头刨下去，这一镐头，冻土上就刨出了一个“浅眼儿”，接连朝着这个“浅眼儿”又是几镐头，然后，镐头用力一撬，一大块冻土就被掀了起来……

那一天晚上，村小学的校长陈作文老师来到俺家，对我父亲说：“战双高中毕业了，让他到学校去代个课吧。我和孟书记说了，孟书记同意了！”

父亲一听，自然很是高兴：当了“民办老师”，一则不用在队里流大汗，二则，每个月还有几元钱的代课费。父亲说：“多亏哥哥费心了！就怕孩子刚毕业，是个生手，教不好。”

陈老师说：“战双上学的时候，成绩就不错；锻炼锻炼，一定是把好手！”

聂志学大爷步行十五里地，跑到三岔村旁的“治山河”工地上，找到我三哥，说道“三份儿里！别在这里干了，陈作文老师说了，孟书记批准了，叫你回庄里教学去！”

于是，三哥到东台上的学校当了“民办老师”，教小学语文、算数。三哥教学，备课认真，讲课仔细，作业批改及时：算数教得一丝不苟；语文教得有声有色。那墙报栏上雷锋手握钢枪的半身像，更是画得让学生们啧啧称赞。

虽然是“民办”，但毕竟是老师了——老师，起码要衣冠整洁。那一年初冬的一天，父亲去南鲍庄的大社（大门市部），给我三哥买回来一件黑色斜纹棉布的“小大衣”（短大衣）。在当时我们农村人的眼里，“小大衣”就是很高级的衣裳了。于是，在三哥脱下旧棉袄穿上崭新的“小大衣”的时候，我嫉妒得简直就是眼泪汪汪了；当三哥穿着崭新的“小大衣”走上讲台，全班更是一片羡慕的眼神！

1977年冬天，高考恢复了。三哥对父亲说，想参加高考。父亲说：“想考，就考吧。考出去，就不用整天吃地瓜、吃窝窝头了。”

父亲先把这事跟陈老师说了。

陈老师说，战双的学业挺扎实，教学教得不错；好好复习复习，考学应该没问题！

然后，父亲又去找孟书记，说，孩子想参加高考，多学点儿文化。

孟书记说，孩子想上进，那自然是好事，应该支持！

于是，三哥一边教学，一边复习。1978夏天，三哥和他的同学马玉瑞一起，参加了高考，两人一起考了出来。三哥考取了县师范，1980年7月毕业，分配到悦庄联中，当了公办老师。

大概是1982年春季的一天，三哥忽然到我就读的临沂师专来看我，并告诉我，他因为皮肤上起了一些小点点儿，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是皮炎，建议去临沂汤头温泉疗养院治疗。等回去就准备去住院了。

放暑假，我回到了老家。父亲给我看我三哥的来信。信里说：在疗养院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护士，两人挺谈得来，想确定恋爱关系，征求父母的意见。

父亲对我说：“家里农活正忙，我和你娘也走不开。正好你回来了，你去汤头一趟，和你三哥说，只要是他们两个脾性合得来就行，家里老人没有意见。”

于是，我带着父母的重托，坐车到了汤头温泉疗养院，见到了我三哥和我后来的三嫂，转达了家中两位老人的意见。久不见父亲回信而焦急不安的三哥，这才安下心来。

1982年12月30日，三哥、三嫂回到老家来举行结婚仪式。1983年元月1日晚上的家宴，一共摆了两桌——昨天翻阅大学时写的日记，看到了对那天晚上出席家宴的亲友以及亲友们座次的记载：高桌边，我家的老邻居谭金城大爷爷、父亲、大哥、二哥；饭桌上，母亲、姑、二嫂、三哥、三嫂、龙汪崖上三哥、我、妹妹、姑家表妹、大表弟（二表小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犯起了倔，躲在里屋里不肯出来）——大家吃着，喝着，说着，笑着，父亲的酒，喝得格外的舒心（只是不知我那躲在里屋的二表小弟听了外屋里大家的说笑，当时感想如何）！

再后来，三哥调到了汤头中学教学，在那里安下了家，后来，还当了校长。

父亲对我说：“你三哥，这就算是成家立业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