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家庭能否和睦的主要因素。纵观历代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的婆媳关系多是不和谐的。由于礼教和法律赋予婆婆极大的权力，所以文学作品中，多是“恶婆婆”的形象。那么在古代，婆媳关系是什么样的？从明清小说可窥探一二。

慈婆孝媳型

婆婆和媳妇同作为家庭中的外来者因为同一个男人而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敏感又微妙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家庭结构中是极其重要的；婆媳关系隐含了心理、伦理、社会、民族、文化等特性，因此又是最复杂的。大体有三种婆媳相处模式：慈婆孝媳型、慈婆恶媳型、恶婆孝媳型。

明清小说中，最典型的婆慈媳孝型当属《野叟曝言》，全书将水夫人描写成为一个女圣人，众媳妇更是对婆婆崇拜有加，谨遵“婆”命。 在小说中，众媳妇与水夫人共同的活动是作者重笔墨刻画的，婆慈媳孝的欢娱场景也使读者感受到知识分子家庭规范的礼法和浓郁的人情。

第五十九回中，水夫人带着文素臣及众媳妇在东方侨提供的庄园里游玩，因素臣以大丈夫自居，惹怒了水夫人：“玉佳无礼，怎在我跟前这样放肆！”吓得文素臣慌忙跪地，众媳妇见婆婆大怒，也都一齐跪下。水夫人让众媳妇都起来，众媳妇都说：“未闻夫跪于前，而妻妾敢立于后者。”于是水夫人喝令素臣起来，媳妇们方敢起身。水夫人因借着此事大谈儒家道理，众媳妇听了都觉“津津满口，其味无穷”，因一齐敛衽道：“谨依慈命”。

小说中有一段对水夫人婆媳关系的侧面描写，是出自锦囊的一段话。洪氏和飞娘问锦囊“太太和娘娘做人何如？娘娘与姨娘们，可常和好？可常有和气的事？”锦囊回答道：“我家太太是大圣人，娘娘是大贤人，娘娘和姨娘们就是四个嫡亲姊妹，也没这般相好。合家都被太太感化了，丫鬟们像嫡亲姊妹，小厮们像嫡亲兄弟，从没有伤情和气的事，何况上人？”

这是文家仆人锦囊对自家主人的形象描述，这无疑是夸张的说法，但也能看出在一个小厮的眼中，婆媳关系是如此的和谐，合家上下都遵守传统礼教，都是圣贤的人。 除《野叟曝言》整部属于典型的“慈婆孝媳”类型外，《林兰香》中的燕梦卿和康夫人、春畹和康夫人，《歧路灯》中的孔慧娘和谭母，以及《红楼梦》中的凤姐和贾母、王夫人和贾母都属于这种类型。

恶婆孝媳

由于婆婆和媳妇在古代社会中地位的差异性，所以小说家们在作品中更多关注的是媳妇应该如何孝顺婆婆，而对于婆婆应该如何对待媳妇或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却避而不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重墨描写了媳妇孝顺婆婆或打骂婆婆得到的果报，而认为婆婆打骂媳妇的事情是可以容忍的，不管在人间还是在阴间，统治者都不会为此而惩罚婆婆。因此，这种类型在明清小说中也属于常见的类型。

《红楼梦》中的邢夫人可谓是“恶婆婆”的代表。邢夫人是大媳妇，大权却掌握在弟媳王夫人手里，深受贾母喜爱并且做事泼辣的王熙凤虽然是她的儿媳妇，却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并长期在王夫人这边管理家务，关系的复杂性使邢夫人和凤姐这对婆媳由和平共处逐步走向了矛盾冲突。 凤姐和邢夫人最初是和平共处的，邢夫人虽然不比王夫人或贾母那样疼爱凤姐，但也没有矛盾发生。

第十三回中，贾珍给儿媳妇秦可卿办丧礼，因家中无人理事，听了宝玉的意见向邢王两位夫人借用凤姐，邢夫人毫不吝啬：“你大妹妹现在你二婶子家，只和你二婶子说就是了。”第四十四回中凤姐泼醋，邢夫人也站在凤姐一边严厉地斥责了贾琏，维护了凤姐。

而凤姐也基本做到了婆媳之礼，对婆婆孝顺屈从，尤其是“鸳鸯事件”，凤姐明知道劝不住了，所以她选择顺从婆婆，不发表任何意见。纵观婆媳二人矛盾的演化过程，邢夫人一直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凤姐虽说是不敢冒犯婆婆的权威，却是“用贵豪门千金的眼光斜睨着邢夫人，邢夫人以封建婆婆的威力压着王熙凤。可谓旗鼓相当，难分难解，这才形成了长期的对峙。”

慈婆恶媳型

在明清家庭小说中，不管是《林兰香》中的燕梦卿、《歧路灯》中的孔慧娘，还是《红楼梦》中的凤姐、王夫人，对自己的婆婆都是恭敬有加，极尽孝顺之能事，惟恐婆婆有一丝丝的不悦。但《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歧路灯》中的巫翠姐和《红楼梦》中的夏金桂却是“恶媳妇”的代表，不仅对婆婆出言不逊，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这在古代小说中也是比较少见的现象。

夏金桂和薛姨妈是《红楼梦》中唯一一对突破了传统婆媳关系的婆媳，这次婆媳矛盾的冲突不是因为善用权威压制儿媳妇的婆婆刁难媳妇，而是撒泼耍横的儿媳妇占据了矛盾的主导地位，夏金桂就是“恶媳妇”的典型。

薛姨妈本想给儿子娶亲来改变他，却不想娶了一个河东狮。薛姨妈一开始对夏金桂是很好的，当薛蟠和夏金桂闹别扭的时候，薛姨妈不问原因首先把薛蟠骂了一顿，可是不但不感激婆婆，反而欺负婆婆良善，渐渐的把婆婆也不放在眼里。

后来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儿子，看清了金桂百般恶赖的样子，于是指桑骂槐的指责金桂，金桂丝毫不惧怕薛姨妈，立刻回击，气得薛姨妈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夏金桂更是魔高一丈，像泼妇一般“一面哭喊，一面滚揉，自己拍打。”

矛盾原因

在明清小说当中，由于年轻夫妻在家庭家族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话语权被剥夺，婚姻自由更是无从谈起。相对来说，婆媳之间的矛盾反而是一个婚姻关系中尤为突出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集中表现。

也就是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 明清小说所描写的大量婚姻悲剧，很多就是这种父母之命的婚姻礼制造成的。我们熟知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双双殉情，以及《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无爱的婚姻，都是在这种礼制下典型的爱情悲剧。

《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在小说中留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狄希陈的百般打骂和凌辱，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甚至以折磨丈夫为乐。造成素姐心理扭曲，成就这一段“恶姻缘”的绝大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

除此之外，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封建的社会结构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冲击，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在王守仁“心即理”、“心外无理”、“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的哲学思想下显露无疑。主张个性解放，强调主体意识成为一股强烈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种思潮下，“两性关系的架构也在慢慢改变”，在婚姻问题上也有所反映，很多女性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她们开始试图冲破封建秩序给她们规定的条条框框。 在《醒世姻缘传》中，素姐就公开蔑视封建世俗的法礼，宣称“我也做不成那孝妇，我也看不的那牌坊”（第五十二回），并且还颇为得意：“我薛老素不怕人败坏，我不图盖甚么贤孝牌坊！”（第六十六回）她和婆婆关系的恶化也带有反抗礼法的成分。

明清家庭小说中的婆媳矛盾多种多样，原因也纷繁复杂。不平等的家庭伦理制度、社会思潮的影响、当事人的个人品德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等都对明清家庭小说中的婆媳关系书写有一定的影响。总体来说，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受屈的媳妇要多于受屈的婆婆。

尽管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许多女性思想逐渐觉醒，对于传统的婆媳礼教并不像之前那样严苛地遵守，并且偶尔也会有像《醒世姻缘传》中狄老婆子那样受尽媳妇打骂的事件发生，于是作家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泼悍的“恶媳妇”形象，并对她们进行严厉地批判和嘲讽。

但是，因为儿媳妇的过错而引发的婆媳矛盾发生的概率是极小的，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儿媳妇都会对婆婆敬爱有加，这不仅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更是政府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