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故事：带弟弟打完水门桥后，我不敢再回家过年

12月6日清晨，我60师奉命南下水门桥附近，准备阻击北援的英美联军。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敌人无论南下撤退还是北上增援，水门桥都是唯一的公路通道。

此时，师里两个团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主要战斗力集中在了180团。

我时任60师政治部主任，而我的弟弟徐文华就在180团的运输队。

长津湖一战，180团也早已残缺不全，除了战斗伤亡，还有冻伤饿伤。在敌机的严密封锁下，后勤连土豆也运不上来。

形势十分危急。

文华整整小我10岁，是我唯一的弟弟，这一年他才26岁。

弟弟是受我的影响，在抗战时也瞒着父母，悄悄参加了浙东游击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所在的60师178团解放了家乡金坛县城，我才回到了趟家乡。

因为部队将随时继续南下，团长劝时任政委的我赶紧回家看看。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我带上警卫员匆匆赶回家里，没想到父母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弟弟呢？”

我告诉他们，弟弟在180团担任军需员。但他们不知道啥是军需员，只问我军需员打不打仗。

为了叫他们放心，我说军需员主要在后方组织运输队运弹药和吃的，不直接打仗。

父母还是担心，看我有警卫员保护，也让我给弟弟带话，子弹不长眼，要他保护好自己。

当天大早，因部队要攻击溧阳，我只能匆匆告别父母，答应他们等新中国成立了，一定带弟弟回家。

上海解放后，因为敌特形势复杂，我和弟弟都没有时间回去。新中国成立半年后，母亲实在想儿子心切，就让父亲专程找来部队，我们哥俩与父亲平生照了第一张合影。

我（右一）和弟弟跟父亲的合影

1950年9月中旬，部队离开上海北上山东邹县之前，我特地请假回了一次老家金坛，将照片送给了母亲。

因为当时抗美援朝是属于高级军事机密，临别时我只告诉父母，我和弟弟又要去打仗了。

父母还以为我和弟弟要去打台湾，让我打完仗一定带着弟弟回趟家，说他年龄不小，也该成个家了。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与美军作战我心里也没底，对于朝鲜什么样更一无所知。

我们20军原计划在沈阳发放御寒棉衣，可半路上突然变成前卫，火车到沈阳站后没有停车，而是径直开到了鸭绿江边的辑安。

仓促出国的部队只顾执行命令，所以除了武器弹药和吃的，许多战士因害怕掉队，连堆在江边的棉大衣也没来得及拿，穿着江南的薄棉衣就出国了。

当时，我们师领导都有一个想法，等部队到了朝鲜再补给也来得及，因为当时的天气还不算太冷，再者上级传达说，御寒的棉衣到了朝鲜后可以解决。

可是部队进入朝鲜不久，美军飞机就封锁了运输线，不但得不到御寒的棉衣，连肚子也填不饱。

弟弟原在180团后勤股担任干事，因为后勤一直十分吃紧，战斗打响后便加入了一线运输分队。

一夜激战后，长津湖南岸已经打成胶着状态，我也顾不得穿梭在炮火中的弟弟了。

当时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1师只剩两个连的战斗力，师长史密斯电令古土里的联军，再次北上增援。

这支增援的特遣队除近千名士兵、上百辆军车外，还有29辆M26坦克。

如果让这支特遣队成功增援，下碣隅里严重伤亡的志愿军将雪上加霜。

此前，我60师的178团、179团已经轮番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增援，得到消息后，我部的指战员已经枪在手、弹上膛了。

由于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迫击炮、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一起开火，特遣队用6个小时才越过我们的防御，还只前进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轰炸机、远程大炮和坦克是敌人的三大件，可我志愿军一样也没有。

我赶到179团的前线指挥所时，联军特遣队以强大的地面火力，掩护车队冲过了化被里山口。

化被里山口以北是个更加狭窄的山谷，如果敌人天黑之前冲过去，那我们就会彻底失去阻拦他们的最佳机会。

我掌握了大体的战况后，告诉179团指战员，战斗他们自己指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有一条，决不能放过敌人。

此时的联军特遣队也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17辆坦克一齐凶猛地向四周的山头射击，步兵拼死向北突进，前面成片的战士被枪弹击倒，后面的再蜂拥补上。

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打光了所有的迫击炮弹，敌人的坦克掩护先头部队冲出了峡谷地带。

防守在峡谷北出口的，是179团1营1连3排，包括副连长寿志高在内只剩下27人。

寿志高是浙江诸暨草塔人，抗战期间失去了右眼，获过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

见特遣队还有坦克留在后面，只身掩护仍在峡谷里的车队，寿志高当即命令火箭筒开火。

可火箭手打完仅有的六枚火箭弹，坦克依旧纹丝不动，炮口朝南守着拼命北上的后续车队。

寿志高朝火箭手吼道，继续打，愣什么，打它的链轨！

战士无能为力，火箭弹全都打完了。

“这个乌龟王八壳子。”寿志高骂了一句，转身命令身边的3排长华永林，命他用炸药包干掉目标。

在机枪的掩护下，华永林带领2名战士冲了上去，可还没等靠近就接连倒在了坦克的机枪火力下。

第二个爆破组虽然改变了战术从左右两侧朝坦克摸去，但也倒在了半路上。

寿志高叫骂着又同时派出了两组战士从四面送炸药包。

这一次，坦克突然安静下来。

等4名战士越过障碍物起身抱着炸药包从四面冲上去时，坦克突然来了个360度旋转，将毫无遮挡的战士连人和炸药一起击中，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山谷。

寿志高在派人去营里调迫击炮的同时，又咬牙连续派出了第5组、第6组……直至到了第8组。

27个人的生命，挨个进入倒计时。

此时，营里的迫击炮弹也已经打光，阵地只剩下最后三人，也是最后一组。

后续的敌车队跟了上来，掩护的坦克开始移动，为队伍让路。

敌人车队一旦越过峡谷的最窄处，再想阻击将困难重重。

特遣队被摧毁和丢弃的装备

寿志高挥手打出了2枚掩护手榴弹，另外两名迅速跑到了上一组牺牲的位置，可刚捡起炸药包还没跑出几步远，两人就先后倒在了机枪下。

趁着爆炸的烟雾，双手各夹着一个炸药包的寿志高，急速仰卧在公路的弹坑里，两声巨响过后，这辆夺去了27名志愿军战士的坦克，终于起火瘫痪。

这些场景，都在指战员的望远镜中。

见燃烧的坦克堵住了峡谷公路，战士们冲下峡谷，拦腰死死截断了特遣队的车队。

不等后续的敌人反应过来，信号烟弹腾空而起，1营全体出击，将后面还没有逃出峡谷地段的车队，分割成4段包围起来。

战斗到黄昏时分，这支被史密斯倾注了极大希望的美英联军，已经大难临头。

特遣队不甘心束手就擒，人数最大的一支，指挥两辆卡车合力顶开了拦路的坦克，趁179团换防之际朝北发起了攻击。

眼看敌人跨过一座水泥桥就要冲出危险的峡谷，2营副营长毛杏表立即下令炸掉水泥桥，将特遣队拦在桥南。

敌人豁出去了，调来了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一个速射就将两个班的战士击倒大半。

毛杏表带领留守的预备队冲上去支援，将攻击到桥头的美军又打了回去。

看着桥南黑洞洞的大炮，毛杏表急忙提醒身边的战士注意隐蔽。刚说完，两发炮弹就落下来，毛杏表当场中弹牺牲，预备队战士也伤亡殆尽。

34岁的毛杏表，是浙江奉化人，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因荣立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并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观礼，还成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

烈士毛杏表

才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仅一级人民英雄就牺牲了两位，这令我十分震惊。那时我也根本来不及想弟弟怎么样了，眼前牺牲的都是和弟弟一样的年轻孩子。

我和团政委赶到阵地时，战士们已经将敌人又打回了桥南汽车防御圈。

可一听说敌人一辆坦克就让我们牺牲了27人，团政委咽不下这口气，命令2营长和教导员把预备队都调上来，往死里狠狠地打。

面对铺天盖地的子弹和手榴弹，无力反击的敌人只有躲在汽车防御圈里，不敢抬头。

见敌人已经无力突围，我才反应过来，不能再硬打死拼了，得打巧仗，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我下令部队有次序地连打三发步枪子弹，尔后只吹军号、喇叭和哨子。

连打三发步枪子弹，是告诉敌人，投降吧！此起彼伏的军号、喇叭和哨子，则是要刺激和扰乱敌人的神经。

这一招，果然比起真枪实弹更有效，尤其是在这四面被围的峡谷深夜，更让美军恐惧异常。

有的敌兵精神恍惚起来，开始大声呼叫，有的甚至胡乱开枪射击，还有四名突然跳上一辆吉普车，企图突围逃跑。

朝南开出几十米，我志愿军战士一阵射击，司机和队员当场死去，白人军官腿部负伤，一个黑人士兵的头部受伤。

白人军官一头栽倒在车下，一旁的黑人也乖乖举起了双手，战士冲过去将黑人揪下了吉普车。

一名战士以为倒地的军官已经死去，顺手取下了对方身上的手表和钢笔。团参谋看到后，当场批评了他，说他是发洋财，违反纪律要受到处分。

战士不服气，认为美国佬军官已经被他打死了，缴获尸体上的战利品没什么不对，也没犯纪律。

一听死的是名军官，团参谋便上前踢了两脚，没想到倒地的敌人一下子坐了起来，原来刚是在装死。

而且这军官竟用中国话问：“你们是中国志愿军吧？”

参谋吓了一跳，感觉到面前的人不是一般的美军军官，让战士背上对方，押着黑人回到了不远处的团指。

仔细问过，才知道刚才这场骚乱是怎么回事。

我一审才知道，这个军官是英国人，叫查伊，是陆战1师后勤处的新闻官，参加过仁川登陆和攻占汉城，在报纸上发表过大量的战斗照片。

他曾在中国大使馆从事新闻工作，不仅会讲汉语，也懂共产党军队的政策，知道共产党的军队不杀俘虏。

他见志愿军确实没有伤害被俘的黑人士兵，才敢开口讲话。

搞清这些基本情况后，我用短语告诉查伊：现在优待你，请你回去叫他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他们，我们优待俘虏。

查伊听懂了我的意思，但有些为难，说他有困难。

我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自己去喊他们投降，这违反了他们的军纪。

这时，查伊想起了托瓦。说黑人托瓦才是这次冒险逃跑的始作俑者，走前还跟其他人保证，要回古土里带一车弹药再回来。

查伊说托瓦平常不怎么把军纪当回事，建议我派托瓦回到防御圈传话。

果然，托瓦同意了，传完话的托瓦带来两个谈判代表，是陆战1师联络官麦克劳伦指定的。

麦克劳伦让他转告中国志愿军，说他们准备接受中国人的投降，会根据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对待我们，给我们热饭吃。

话中透着狂妄。

我知道这是美军在拖延时间，于是严肃地警告托瓦，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他必须立即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托瓦再次回到防御圈，麦克劳伦交代他，美军将在次日清晨6：30 以后投降，理由是需要时间来照顾伤员。

我让翻译发出最后通告，必须在6点前投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托瓦像走马灯一样，第三次回到了防御圈。

我没想到，这一次，换成了麦克劳伦亲自来与我谈判。他提出了六个条件：

一是保证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二是对伤员给予医治；三是除武器弹药和公文外，私人的财物、纪念品一概不能没收；四是生活待遇与中国军队一样；五是容许与家人通信；六是战争结束后遣返回国。

我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麦克劳伦，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到做到，前提是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全部无条件投降！

麦克劳林故伎重施，开始不着边际地扯着话题，企图拖到天明后等飞机来救援。

谈判必须速战速决，不能再这么拉锯下去，我限他十分钟之内必须投降！

麦克劳林再次带着托瓦回到防御圈，级别最高的陆战1师运输官西利上校报告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就可以把伤员送回古土里。

当时，美军周围全是伤兵们的哀嚎声。

西利考虑后，表示同意集体投降。

磨蹭了一会儿，麦克劳林终于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对走近的志愿军团参谋说，他并不是因为被击败了才投降，他投降是为了伤员们。

投降的命令很快传遍了防御圈，虽有个别将士不服气，但最后，包围圈里380人的特遣队官兵，除少部分逃跑外，其他全部投降当了俘虏。

一个团让240名美英军集体投降，这是长津湖战役唯一的一次。

从此，这个峡谷在美军中有了一个名字，陆战1师叫它——地狱火之谷。

此战后很快，长津湖的美军开始突围，我师奉命南下水门桥附近，准备阻击北援的敌人。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敌人无论南下撤退还是北上增援，水门桥都是唯一的公路通道。

正在通过水门桥的美军

此时，我师的178团、179团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主要战斗力则集中在了180团。

180团也早已残缺不全，除了战斗伤亡，还有冻伤饿伤。敌机的严密封锁下，后勤连土豆也运不上来。

等我们刚到达水门桥附近，下碣隅里的敌人就凭着十分强大的机动能力也撤进了古土里。

形势十分危急，水门桥离古土里不过4英里，距离真兴里即将北上增援的敌人也仅有7英里。

180团此时奉命紧急占领水门桥南侧的1081高地。

如果说水门桥是美联军南逃的命门，那么该高地则是他们逃命路上最后的咽喉要地。

这天晚上，黄草岭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冒雪行军的部队一直到8日黎明前，才终于进入目标阵地。

这处高地北邻水门桥，公路在这里有一个横U字型的大拐弯，除了可以阚制水门桥，又可以三面打击北援或南逃的敌人，是一个天然的阻击阵地。

我被派去负责180团的阻击任务，参谋长则留在了水门桥以北，组织另外两个团剩余的部队战斗。

我赶到目标高地指挥所时，180团已经做出了战斗部署：

1营防御U字型的底部，2营和3营防御U字型的两侧，同时，除了团政委留守电话，团长、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也去了一线部队。

我问团政委，挡住敌人还有什么困难？政委表示没有任何困难，只一点，战士们没有吃的。

向团民运干事一问才知道，当地老百姓家里除了活命的口粮只剩下耕牛了。

我让他立刻出发，天黑之前买头耕牛来，杀了给前线的战士吃。

民运干事有些为难，部队纪律不让吃百姓家的耕牛，即便是白给也不能吃。我交待他，但凡是牛就只管去买，出了问题我负责。

鹅毛大雪还在继续下，没有半点停歇的意思，10米之外只能看见个人影，雪的平均厚度深及膝盖，有些地方能没过大腿根。

后勤装备与敌人相差甚远的战士们，要爬上阵地都很困难，更何况大家出发前，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战斗到8日黄昏，我们虽保住了高地主峰，以及横U字型北侧的大部分阵地，但南侧阵地只剩下18人。

去找食物的团民运干事也回来了，却两手空空，他走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连一头耕牛也没找到。

他说，若不是碰上我弟弟徐文华所在运输队，他自己也恐怕回不来了。

这时，要不是民运干事提及运输分队，我都想不起自己的弟弟，因为水门桥附近的形势更加危急了。

光12月8日这一天，白天敌人空前猛烈进攻，入夜，鹅毛大雪还是一刻不停。

敌人的火力，更加表明了这处高地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阻击北援之敌，还可以近距离封锁水门桥，阻击敌人。

此时，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如果大雪一直不停，将加剧高地上战士的冻伤，如果雪停了，敌人就会恢复炮火支援，我们仅有的地形优势将不复存在。

我在长津湖战役中

12月9日早晨，持续一夜的大雪停了下来。

附近的敌人朝高地打光了仅有的炮弹后，又喊来8架战斗机反复轰炸和扫射，真兴里方向的远程榴弹炮也开始了炮击。

火力支援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敌人才开始了三面的步兵攻击。

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高地上竟然没有还击一枪一弹，就连一声军号和哨音也没有吹响。

这么重要的高地竟然没人反击，就连进攻的敌人也十分诧异，犹豫了片刻，才立即集体投出手榴弹接着冲上了主峰。

见本应守在主峰阵地上180 团1营2连迟迟没有动静，高地北坡上的另外2个排开始猛烈地还击。

已经打红了眼的战士们誓死抵抗，60多名官兵全部战死在高地的北坡上。

因为失去了高地优势，当天下午，敌人在敌机掩护下占领了我2营防守的全部U形阵地，从而打通了与水门桥北侧的联系。

战斗到此时，敌人付出了372人的战斗伤亡，我180团也失去了成建制的攻击能力。双方零星的战斗仍没有停止。

这时，我越来越纳闷起来，因为自始至终没有听见1081高地主峰上的1营2连打响。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的团长赵鸿济，立即带上警卫员去了一线，这才明白，为什么高地会被敌人如此轻易占领。

因为我军守卫在主峰的部队就在他们眼前，只是一动不动地趴在战壕里，早已被冻死了。

赵鸿济只能连夜组织零散的部队继续战斗。我也交待警卫员赶紧回团指挥所，让团政委命令运输分队连夜运送弹药。

12月10日清晨，赵鸿济带领临时组织起来的1个排得到弹药补充后，又返回一线阵地开始了阻击。

而此时，美军早已经攻下了桥北的所有阵地，上万名美军和千余辆卡车冒着零星的枪声，源源不断地越过了第三次修好的水门桥向南逃窜。

美军正在通过修好的水门桥

好巧不巧，运输分队也派人来给我送信，说我弟弟负伤后躺在了公路边。

夜间运输任务完成后，弟弟和几名已经体力透支的战士，一下阵地便一头栽倒在路边一颗树下休息。

天亮后，一架贴着树梢的敌机发现目标后，立即扫射投弹，几名战士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我跑出指挥所赶到那处路边时，见弟弟还活着才放下心来，受伤的他说自己没事，叫我别管他，赶紧回去指挥战斗。

可我刚回到一线指挥所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又一个消息传来，赵鸿济团长牺牲了。

团政委也让人传来了指令，说兵团部命令20军全部撤出战斗。

年仅32岁的赵鸿济，是我们20军最年轻的一位团长。

他的警卫员告诉我，自己团长原本负了轻伤，可还是不下阵地，就这样战斗到最后一刻。

夜里，我和警卫员带着几个缴获的罐头，去看望负伤的180团参谋长和自己的弟弟。

因为后勤保障十分困难，180团只在阵地附近的山洞里开设了卫生队，所有伤员包括团参谋长都在这里接受治疗。

而等我赶到冰冷的防空洞时，团参谋长已经闭上了眼睛。

我刚安排好将他的遗体送回国内，卫生队队长就找过来问我，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徐文华。

我说是的，问他人在哪个防空洞里，想去看看。

可卫生队队长说，徐文华同志也已经牺牲了。

我先是一愣，很快冷静下来，请他带我去看看弟弟。

蹲在弟弟遗体身边，我默默地看了好久，才交待说：“做好登记，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就地掩埋吧。”

我心里也清楚，原本只负伤不重弟弟，如果能吃上个肉罐头，那怕只多上一件棉衣与毛毯，或许就能挺过去。

可我知道，当兵上战场，谁都可能会有这一天。

何况60师的伤亡多达3203人，光冻伤就有1663人，我身为师政治部主任，却连一点补救的办法都没有。

当天夜里，我一夜未眠，我甚至担心自己能活着回国，那时我该怎么去见父母啊。

我担心部队将弟弟的烈士证书寄给父母刺激到他们，于是就让警卫员去团民运股要来了烈士证书，心想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国的话，就亲自当面和父母讲。

我揣着弟弟的烈士证书，又经历了第五次战役后，于1952年11月回到了国内的浙江驻地。

一直等到这年春节前，我才鼓起勇气回到家乡。我答应过母亲的，一定将弟弟从战场上带回家。

回国授衔后的我

我让吉普车停在村外，等了好一会儿才敢走进家门。

见我从战场回来，父亲高兴之余赶紧向我打听弟弟的下落。仔细打量着我的母亲也接着话追问，弟弟怎么不回来探家。

我避开父母的眼光，拿出烈士证书，说出了那句一直讲不出口的话，弟弟牺牲了。

父亲的脸色瞬时变了，母亲也嚎啕大哭起来。

我跪在父母的面前，愧意汹涌，我这个儿子，没有完成父母亲交代的任务啊。

警卫员喊着“首长”将我扶起来，父亲更不解了，说我这么大个首长，怎么连自己的弟弟都护不住！

我只好说明了弟弟牺牲的详细情况，母亲听后哭得更厉害了：“你当哥哥的，又是首长，怎么还不能给弟弟一口吃的，一件棉衣啊！”

父母亲的话让我有口难言。

作为师政治部主任，60师长津湖战役的伤亡我再清楚不过了，可除了上级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只能规规矩矩听着他们的埋怨。

我也无法再去安慰母亲，因为我刚一开口，母亲就哭得更厉害了：“你倒是把弟弟找回了啊！”

当天我陪了他们一整夜，直到父亲不再言语，母亲流不出眼泪。

拂晓时分，我留下了自己出国作战两年的全部津贴，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门。

此后，我不敢轻易回家看望父母，他们一见到我就会想起弟弟。

电影让人泪目，真实的历史同样令人动容。

徐放带回了勋章，却没带回弟弟。他一辈子都在对弟弟的怀念和歉疚中。

大家也许会好奇，徐放兄弟是不是长津湖电影中兄弟俩的原型。

我想说，像他们一样，一起走上战场的兄弟还有千千万万。

能够一起回家的，却是少有的幸运儿。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论是在什么年代，国家遭遇到了大型战争，都会有一家人参军的现象。

他们是父子，是兄弟，甚至还是夫妻。

但不变的是，他们都是战士。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