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雷州十贤

话说北宋年间，有一位三朝元老，姓寇名准，为人刚直，即便在皇帝面前也敢说敢动。有一回，在他面奏时，宋真宗听得有点不耐烦，站起身来，准备离殿。

寇准即刻上前牵拉真宗的衣服，强让真宗重新坐下，听他继续奏事。

时逢契丹入侵，一些大臣鼓吹妥协求和，宋真宗不知所措。寇准挺身而出，力排和议，主张抗敌。

寇准竭力促成宋真宗御驾亲征。在澶渊一地，寇准布阵用兵，指挥若定，击败入侵之敌，获得大胜。

谁知凯旋归来，他却遭到奸人的陷害，被诬凌驾于皇帝之上。于是，朝廷革去寇准的相位，调离京都。

在陷害寇准的人中，有一个名叫丁谓的，他原是寇准的幕僚，平时对寇准总是毕恭毕敬的样子。

丁谓以假象一时博得寇准的宠爱。寇准便向朝廷举荐，丁谓捞到一个参政（相当于副相）的高位。

不久，在一次酒宴上，寇准的长须被菜羹溅污。丁谓见了立即趋前擦拭，显出溜须拍马的丑态。

寇准很不高兴地批评丁谓：“你身为国家官吏，难道是替上司擦胡子的吗？”丁谓无地自容，由此结下私仇。

当时，宋真宗病危，朝臣议立太子即位。丁谓趁机诬告寇准参与谋反，并私改圣旨，把寇准贬往雷州，当一名小小的司户参军。

花甲之年，流落异乡，寇准不免心灰意冷。在夜色中，他独倚西馆的栏杆，吟诗遣忧：“曾为深冤无处雪，年年江上哭青春。平林两歇残阳后，愁杀天涯去国人。

热情好客、敬贤惜才的雷州百姓，常来探望寇准，相处日渐融洽。

有一回，有人在交谈时问寇准：“听说寇公当丞相时，不任南方人为官，是何原因？”寇准羞红了脸，坦率地承认：“过去我看不起南方人，这是偏见。”他又表示，要为雷州百姓多做点事。

寇准认识到：当地人讲一种源自闽南的雷话，这对与中原一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十分不便。于是，寇准主动当起语言教员，教雷州百姓学习中州音。

有一天，一块巨大的陨石从天际降落在雷城的湖池中。一些人议论纷纷，恐有大祸临头。寇准向民众解说，劝他们别信邪。

次日，寇准带领百姓戽干池水，掘出陨石。百姓们目睹陨石与一般石头并无多大不同，也就安心了。

寇准又因势利导，就在陨石坠落处，建设一座真武堂，与百姓习武练艺。

真是冤家路窄。半年后，丁谓也获罪朝廷，被贬往海南崖州，与寇准一样任司户参军。丁谓路经雷州时，居然厚着脸皮去叩寇准的家门。

寇准的家人仆从，听说仇人前来，个个争着要出门去奚落、责打丁谓。寇准知道后，下令紧闭大门，全府上下只准在家饮酒、下棋，尽情娱乐，不许外出。

家人仆从不解其意，寇准说：“给他一条生路，由他悔过自新。”说完，还派人送一头蒸羊给丁谓。丁谓知趣地溜走了。百姓感动地编歌唱道：“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

第二年秋天，寇准病逝在雷州。当寇准的灵柩离开雷州，归葬西京时，百姓们倾城出动，一路护灵。

行至渡口，狂风骤起。百姓们纷纷以手中的竹杖插地护棺。

风雨过后，继续北上。遗地的枯竹居然逐渐返青，生出新叶嫩笋。雷州百姓为纪念寇准，便将渡口称为“寇竹渡”（即今之“库竹渡”）。

在寇准生前居住的地方，雷州百姓盖起了“寇公祠”，又将寇准饮水用的井，称之为“莱泉井”（寇准死后被谧为莱国公），以寓饮水思贤之意。

时光如逝水，转眼过去了七十五年，有两位诗人来到寇准居住过的西馆，凭吊先贤。这就是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

苏轼曾官至礼部尚书，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连连遭贬。后来谪居广东惠州，他在这儿西湖之畔，吟诗自况：“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轼的诗传到人称“奸相”的章惇耳中。章惇即向皇帝进谗，说苏轼在惠州如此自在，应贬去更远的荒芜之地。

于是苏轼移贬海南儋州。当他路经藤州时，恰好遇上被贬去雷州的苏辙。兄弟俩在贬途中幸会，悲喜交集。

两人携手同行至雷州。年迈多病的苏轼，原以为难经得住雷州的瘴疠之恶。不料，“寒热皆适中”的气候，“舶到时四方物多有”的街市，使他眼界大开，十分赞赏。

雷州的名胜，撩拨了诗人的雅兴。他畅游当地的山水，爱上了天宁寺，欣然挥毫为该寺题下“万山第一”的匾额。

步出天宁寺，苏轼、苏辙踏着罗湖的曲径，心旷神怡。兄弟俩同泛一叶小舟，徜徉于绿水翠荷之间，谪居的愁苦也一时消逝了。

好景不长。苏轼赴儋州的限期到了。苏辙送兄长至徐闻海边。苏轼劝慰弟弟：“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渡海十年归，方镜照两瞳。

苏轼一到儋州，便面临无屋可宿的困境。因为朝廷三令五申，谪臣不得留宿官舍。

幸遇儋州军使张中，好意把苏轼接至家中，又欲为他另建新屋。此事让章惇查知，张中被罢了官，迫害致死。苏轼也被逐出户外。

儋州的黎族老小闻讯赶来，砍伐桄榔树枝，为苏轼搭起一座别具情趣的“桄榔庵”。

苏辙在送别兄长、回到雷州后，也同遭此折磨。这是由于太庙斋郎吴国鉴，乐于助人。他不惧章惇权势，将苏辙安置在城南一所民房里。

又有人密报章惇。章惇即以“强夺民舍”为由，令雷州官府查究。官府抓来房主，逼其指控苏辙“强夺民舍”。

房主不依，出示证券，上面写明苏辙是租赁民舍暂住，根本不属强夺。官吏瞠目结舌。

虽说二苏兄弟有了栖身之所，但粗茶淡饭，生活相当清苦。瘦得“帽宽带落”的苏轼，精神倒很乐观，还写诗与弟隔海酬唱。

苏辙戴上兄长由海南寄来的桄榔叶帽子，诵读兄长所赠的诗章，不时地和诗起舞。

三年后，苏轼获赦，谪居生活结束了。当他重返雷州时，苏辙已移贬他州。苏轼独睹旧景，感触万端。

恰好此时，著名词人秦观正谪居雷州。无辜的秦观，只因与苏轼有文字之缘，便受株连。秦观获悉苏轼抵达，当即前去会面，两人把酒叙旧，畅话前尘。

原来，秦观在年轻时，久仰苏轼大名，但未曾见过面。有一天，秦观听说苏轼要来此地，便模仿苏轼的书法在壁上题字。苏轼看了题字，不辨真伪，还误以为是自己的亲笔。二人由此相识，遂成至交。

这次在雷州相遇，秦观预感到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他自书挽词递于苏轼。苏轼好言相劝，并以自己在儋州承受百姓恩惠的经历，告诉秦观要与民同乐同忧。

苏轼走后，秦观很快就同雷州百姓交上朋友。“灌园以糊口，身自杂苍头”，他向农民学习把锄耕田。

闲时，他漫步街头，看见三三两两的雷州少女摆卖鱼虾，还一日变换三四个地点。她们身束青裙，脚下无袜，却个个长得似绿珠女一般漂亮。

天晴时，他乘兴郊游。只见，雷州女子喜爱成群结伙地来到野外，与青年男子谈情说爱，不象内地人那样拘泥于封建礼教。

有时，遇上送殇的队列，秦观也尾随其后。听着凄凉的笛音、悲壮的鼓声，看他们在城外荒野里杀猪宰羊，驱鬼消殃。

他也曾混迹于人群中，注视祀房里盲人奏乐，巫婆跳神，杀牛祭祀，以鸡眼骨卜吉凶。

最使秦观难忘的是，水上居民向他诉说的故事：倘若官府贪婪，海中珍珠便徙移他方；只有官吏廉洁，珍珠才会返回。秦观感受到：雷州人民的心就似珍珠一般趋善避恶。

采访归来，秦观夜夜伏案，写下《雷阳书事》、《海康书事》等十余篇名诗。

不多久，秦观受命移往藤州。一日，秦观在华光亭饮醉酒后，汲泉解渴，突然大笑而卒，时年才五十二岁。

苏轼在北返途中闻此噩耗，痛哭失声。没过几个月，苏轼自己也在贬途上因病逝世。

说来也巧，就在苏轼离开雷州不久，章惇也被朝廷贬至雷州，同样不得寄宿官舍，只好向民间借屋。

章惇找到一家户主。户主认出章惇，便说：“上次苏公来雷州，租了我的房，你章丞相派人把我抓了起来，差点弄得我家破人亡。如今，我再也不敢借屋了。”

章惇被拒之门外，成了过街老鼠。百姓们以民谣讽刺为非作歹的章惇父子：“大惇小惇，入地无门。”

冬去春来，又是几十年过去了。金兵入侵，朝臣中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丞相李纲，向宋钦宗力陈抗敌主张，但皇帝听信主和派的邪说，竟将李纲罢官。

有个名叫陈东的太学生，率领太学生和京城居民十数万之众，伏阙上书，恳请朝廷让李纲复出。

宋钦帝慑于民心，只好让李纲复职。百姓们向李纲疾呼：“右丞相为百姓作主！宋钦宗害怕李纲势大难驭，很快便将李纲远贬，并将陈东斩首弃市。

几经贬黜，李纲被逐往海南。路经雷州时，正遇海南黎人与官府争斗，李纲一时无法渡海。他迷恋天宁寺的奇花异卉，天天在那里吟诗寄情。

待海南局势稍定，李纲继续南下。在渡海前，嘱儿子前去伏波庙祭祀，以求海事平安。李纲抵海南才三天，朝廷就赦其北归。

他又重返雷州，饲养了一只孔雀，吟诗曰“碧梧翠竹正须君。”借雀自喻，抒发北上报国之志。

回到京都，李纲见到志同道合的赵鼎、李光和胡铨。四人对甚嚣尘上的投降论调深感忧虑，尤其对秦桧残害抗战忠良的罪行深恶痛绝。

有一回，赵鼎、李光和胡铨三人又聚在一起，决心效法寇准，向皇帝直言进谏。在面奏宋高宗时，恳请皇上杀秦桧一伙民蟊国贼，并将他们的首级悬于街头，以平民愤。

宋高宗不允。秦桧闻讯后恨之入骨，还在墙上写下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暗地发誓非杀了这三个人不可。

果然，赵鼎的相位不久即被罢免。秦桧假惺惺地在码头为赵鼎设宴饯行。赵鼎根本不予理睬，独自登舟离去。

按惯例，谪臣都要向朝廷上谢表。赵鼎在谢表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

秦桧见表后惊呼：“此老倔强犹昔！”便打算加剧迫害，还派专人监视赵鼎的行踪。

赵鼎在前往海南途中，来到雷州。海康县令李守柔和军事长官王趯，对赵鼎热情相待，并用轿护送他至海边。

赵鼎居崖州三年，一言一行均有人密报秦桧。赵鼎深感难以为生。

赵鼎悄悄托人转告在湘黔边境的儿子赵汾：“我不死，一家当诛；我死，尔曹无恙。”他作了自杀的准备。

赵鼎备好墓石，又自题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他把铭旌悬挂于梁上，面北而卧，绝食辞世。

李光也未能逃脱秦桧的暗算。有一次，秉性正直的李光，在高宗御榻前，弹劾秦桧盗国弄权，怀奸误国。高宗听不进去。

第二天，李光便辞职不干，挂冠而去。李光在贬往海南途中，路经雷州，饱览雷州的山水风光，吟诗题碑。

枢密院偏修官胡铨，也是一名有血性的文人。他不满朝廷的贬黜忠良，在广东新州吟下这样的诗句：“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秦桧查获此诗，又将胡铨贬去海南。

胡铨在南下和北返途中，两次驻足雷州。他登临雷州城头，挥毫写下《雷州城记》。

蒙受章惇之害的还有任伯雨、王岩叟两人。任伯雨曾任“左直言”，被贬雷州，王曾任御史，死后追贬为“雷州别驾”。雷州百姓为了纪念他们，于1274年在罗湖之畔，建立“十贤祠”。

著名爱国英雄文天祥，特意为“十贤祠”撰写了碑记。文天祥在碑记中表彰十贤的功德，称颂雷州百姓“敬贤如师，嫉恶如仇”。

自此之后，“十贤祠”成了游人云集之地。十贤的高风亮节和他们的故事，为越来越多的后人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