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为了保卫地下党的安全，我化名刘啸尘，打进蒋匪特务机关—保密局驻沪第二 组。

这天，在拷问室，特务们疯狂的拷打逼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张仲祥同志英勇地牺牲了，遗体躺卧在血泊之中。

我和组长冷铁新坐在一排椅子上。突然，冷铁新跳起来，扑向一个小特务，吼道：“他妈的，蠢货！这最后一下是谁干的？”说着，当胸就是一拳，打得那人摇晃着跌倒在墙角。

接着，他又“噼哩叭啦”地打了第二个小特务的耳光，嘴里不停地咒骂：“给我开口啊！混蛋！难道你们是打铁的出身吗？”第三个小特务被打得更重，两只耳朵被撕得鲜血直流。

轮到第四个人，冷铁新突然转过脸，独自狂吠：“我要打死的不是一个，是几十个！几百个！现在我要的是他的嘴，可是却被你们打死了，难道你们要我当一辈子上校吗？”

“你们还不给我滚！”话音刚落，四个小特务抬起张仲祥的遗体，溜走了。

他的眼光盯住我。我将一张什么也没记的纸交给他。他的怒气未消：“先生，难道我是请你来旁听的吗？”我无可奈何，两手一摊：“组长，这种辱骂的语言，我怎么敢记呢？”

五分钟以后，我离开这个罪恶的巢穴，跳上电车，向家里赶去。

我踉踉跄跄走到自己家门前，扭开锁，打开门，忽见一位年轻妇女坐在书案前，两只大而黑的眼睛盯着我。我猛吃一惊，拔出枪，喝道：“别动！你是谁？”她丝毫也不惊慌。

我不敢大意，再一次喝问：“你到这儿干什么？”她没有回答，却小声问：“史秀英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呵！史秀英！”这个熟悉的名字，立刻引起我八年前的一段回忆—

八年前，我在家乡时，每到傍晚，就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提着水桶从我家门前走过，这就是童养媳史秀英。不久，她的足迹消失了。人们都不知她到哪儿去了。

我严肃地问她来干什么？她彬彬有礼地问我：“先生，请问，到福开森路乘什么车子？”我答道：“二路有轨电车。”“一路和十二路不对吗？”“不，那是到静安寺去的。”

我们的对话都是地下党的接头暗语。我惊喜交集，因为与党停止两周多的联系恢复了。我立刻收好枪，跑过去拉住她的手：“秀英，想不到你成了我们的同志。”

我正待问她怎么离开家乡的，她摇摇头，表示不谈这些。她讲了张仲祥同志被叛徒出卖的经过，现在党组织要尽快地查出叛徒，否则，组织的安全，将要受到更大的威胁。

我说张仲祥同志已经牺牲，又问该怎样查出叛徒？史秀英说：“党组织已经约嫌疑对象明晚八时在百乐门舞厅对面碰头。要是他和敌人有联系，敌人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因为我认识许多特务，史秀英叫我明天设法到现场去一次，看是否有熟面孔的人在那里出现，如果有，就证实嫌疑对象是叛徒。我感到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史秀英把嫌疑对象的容貌、特征，以及明天晚上她自己的打扮告诉了我。然后，又把她自己新的联络地点、方法、电话号码，对我说了一遍。布置完任务，她穿上雨衣，走了。

第二天，我和往常一样，伏在办公桌上抄写公文，但全部精力注意冷铁新的举动。冷铁新桌上放着八只电话机，每隔几分钟，电话机就要轮流响一次，向他报告情况。

有一只专用电话响了。冷铁新忽然兴奋地问对方：“喂，是黄先生吗？······你这两天辛苦了······哈哈，好说，好说，什么？请你往下说，噢，噢，在哪里？唔，八点！”

中午休息时，我找到一个偏僻的公用电话，将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史秀英。

回到机关，冷铁新对我说：“晚上你和我出去一趟，要穿漂亮的西服，系漂亮的领带，做做陪衬吧。”我问去哪里？他说是“百乐门！”哎呀！一切全对了。

七点多钟，我带着无声手枪，紧随冷铁新，踏进百乐门。本来，冷铁新是舞场中的健将，今天却在一个窗口坐下。他看了一下表，我也看了一下，时间是七点五十一分。

八时一到，窗口对过人行道上，一个象幽灵似的影子走了过来。我怒火上升，心想：无耻的叛徒，果然是你！叛徒故作观赏街景，而冷铁新则盯着叛徒和他的周围。

正在这时，音乐声停止，人们纷纷散布开去。我无意中看到一个衣着华贵的小姐，从舞池向东边窗口走去。啊！那不是史秀英吗？

第四场舞开始，已经是八点二十七分。冷铁新等得焦躁起来，他重重地骂了一句，衔起烟，擦亮火柴，在窗口吹熄，再划一根，燃着烟，又灭了。这大概是他们的暗号。

紧接着，叛徒穿过马路，向百乐门走来。“走！冷铁新叫了一声，起身就走。我赶忙跟在他后面，同时瞟了史秀英一眼，她已不知去向。

冷铁新把我领进舞厅后面一个偏僻的房间，叛徒几乎同时到达了我的背后。这时，冷铁新厉声骂道：“姓黄的，给我滚进来！怎么和你接头的人没有来？你说呀？”

叛徒颤抖着回答：“他······他们大概耽误了。”“耽误了？一条不中用的狗。”叛徒声泪俱下：“组长，上一次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我······我是真心为您服务·····.”

冷铁新擂着桌子，骂声不绝：“老实告诉你，现在你已经是一块废料了，老子得枪毙你！”说完，“啪”的一巴掌，打在叛徒脸上。

就在这瞬间，叛徒的眼睛和我打了个正照。原来他就是在二分区司令部当过参谋的华微！他不停地盯我，突然指着我说：“哦，你居然到这儿来啦！组长，组长，他就是共产党！”

冷铁新毫不慌张，悄悄向我移来：“老弟，怎么一回事啊？”我立即举起枪喝道：“别动，动就打死你！”冷铁新勉强地举起手，但仍说：“咱们弟兄的交情，能听他血口喷人吗？”

忽然，他的眼睛向门外一瞟，点点头，举起的手作个莫名其妙的动作。我大吃一惊，以为门外有人进来了。稍一愣神，冷铁新趁机一脚向我飞来。

我急速地一闪身子，接着朝他脑袋上开了一枪，他那巨大的躯壳，摇晃着倒下了。

叛徒早已窜到门边，打算逃跑，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一枪射出去，他先是向门上一栽，然后沿着门和墙壁瘫软下去。

我该怎么办呢？忽然想起一件事：曾经有一个地下党员用自伤欺瞒过敌人。于是，“自伤”成为我思考的中心。对！应该这样做，但必须立即把这个决定通知史秀英。

我用无比快速的动作行动起来。我套上手套，把冷铁新巨大的尸体安置在原来的座位上，伤口对着门口，让叛徒伏在桌旁，似乎向里站着被门外的人打中的。

最后，我擦掉地上的一点血迹和一些脚印。这一切思考和行动的时间，大约只有五六分钟。我拿起冷铁新搁在桌上的钥匙，锁好门，向舞场走去。

史秀英仍坐在原来的位子上。也许她察觉到了我的表情，拉开坐椅，绕过舞池，向我慢慢走来。从我身旁走过时，她旁若无人，昂首而过。

等到我靠近她时，她小声说：“出什么事啦？”“我被姓黄的认出来，只好先发制人了。”她有点惊愕：“现在怎么办呢？”我说：“只有用我的身体来尝试一下，万一不幸，请你告诉党。”

她坚决地说：“不，不行！”我没有接受她的劝阻，急急走进房间，正准备关上房门，史秀英进来了。

她对两个尸体并不介意，却急忙对我说：“我们得好好商量。”我感到没有必要再商量了，便放好钥匙，脱去手套，退到迎着门的墙边，拔出枪，对准我的右肺叶上端。

她猛扑过来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不这 样做就不能骗过敌人，请把我的枪和手套拿走！”我说着，一扣扳机，眼睛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只见周围都是一片白色，一群护士、医生围在床边。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过了一会，一位身穿便装的陌生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叫我安心养好身体，并把一包食品放在床边。我想问他尊姓大名，可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他究竟是谁呢？

一个月后，还是这位陌生人，带一个青年司机，接我出院。一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新来的组长张仲年。汽车在兆丰公园附近一座房子前停下来。

进屋后，我正待问他几句话，张仲年却先开口说：“你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战争吗？这当然是应该关心的问题，不过你是否想知道比这更迫切的事情呢？”

“是的，长官，比较起来，我更关心的是打我一枪的那个凶手！”张仲年拍拍我的肩说：“对呀！任何人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复仇！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你带到这儿来。

“让你满足吧，跟我来！”他说罢，转身走在前面，我连忙跟着他来到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墙壁上透出一道光，我顺着光看去，见一个死尸反绑着高高吊起，散乱的头发垂挂下来，拖得很长，看样子，已经死了很久了。难道她就是史秀英？

“她是谁？”我激动地问。“她是枪击你的凶手！”张仲年看着我，面色严肃，“她一直到死，什么也不说，如果不是当场捕获，她连杀人这个事实也不承认。”

回到办公室，我仍然急着问死者的名字。张仲年笑道：“傻瓜，和我们一样，也许她有一打名字，这是毫无关系的。”说完，他朝门口喊了一声：“小余！”

小余进来了。哦！原来青年司机就叫小余。张仲年叫小余送我回去，我便感激地向他行了礼，离开办公室，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屋里一切如旧，只是桌椅上积了厚厚的灰。小余立刻打扫，整理用具。他名义上是来照顾我，实际上是监护我的，毫无疑问，我暂时被软禁起来了。

夜里，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索，最后肯定这是张仲年设下的用心险恶的陷阱！史秀英没有被抓住。至于为什么知道有一个女人在场，那肯定是从史秀英留下的足迹判断的。

转眼过了春节。初四这天，雪后初晴。凌晨，我刚穿好衣服，忽然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敲门来找我，开口就问：“你是刘啸尘吗？机关里有事请你去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他上了汽车。大约过了五分钟，汽车驶到了原来的机关所在地。

我在从前冷铁新的办公室见到了张仲年。他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倒咖啡。我连忙站起来，连声致谢：“长官，恭喜你新年高升，发财发福！”他咯咯地笑起来。

我问他有什么吩咐？他放下杯子说：“过年应该玩个痛快，但今年不一样，年初一工人学生就上街游行。我们的人全出动啦，人手不够，想请你去办件事情。

他展开一幅市区图，说：“今晚大自鸣钟以北工人住宅区，有人秘密集会。”又取出一张照片说：“这人名叫李阿全，你去辨认清楚。他们的人到齐了，你就打电话来。”

天黑以后，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指定地点。我下车后，走到一个矮屋窗口，听到里面的谈话声：“操钢丝的老王，见到我就避开，不愿来开会。去他妈的，不来，免得麻烦。

这是工人的语言吗？多么象官场中流行的腔调。继续听下去，就越来越明显了，鹦鹉学舌，究竟与工人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我马上转忧为喜，顿觉轻松了许多。

我正欲看一看屋里的究竟，忽然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黑暗中一个人影慢慢地向我走来。我纵身扑了过去，把他掀翻在地，在他脑壳上使劲一拳，他昏过去了。

我爬起来，打算越墙出去打电话报告张仲年，可是屋里的人全部冲出门把我围住了。开始还不坏，我撂倒他们一个。接着，我被他们一阵拳打脚踢，昏厥过去。

醒来时，我被抓到矮屋里审问。站在我对面的一个人大声喊叫：“我们是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你也是工人，为什么出卖我们？”仔细一看，这人就是照片上的李阿全。

李阿全又大声问：“你还有什么话说？今天我们决不能把一条疯狗放出去咬人。”我放声大骂：“你们才是疯 狗！你们想造反啦！”这时两个人过来捂住我的嘴。

他们又拿出斧头、铁尺威胁我，只有流氓、打手，才随身带这些凶器，我的判断越发肯定了。原来他们逼我在生死关头，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出滑稽剧演得太妙了！

我趁他们不备，猛地一跳，扑向门外，拚命奔跑。他们一齐拥出，紧紧追赶。就在这时，忽然身后“呯！呼！”响起枪声。我掉头一看，追赶的人已经无影无踪。

回到办公室，张仲年问我：“怎么给跑啦？”我把经过叙述一遍。他听得很仔细，同时留心我的神态，忽而朝身旁的小特务映脥眼，其中一个报以会意的眼色。

不用说，两个小特务是暗中在场的。这时，张仲年换了一种神色，说：“时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我们派医生去给你治疗。”我说声：“不用了。”，便离开了办公室。

经过几天治疗，我身体好多了。这天下午，张仲年突然光临我的宿舍，他很干脆，寒暄了几句，便对我进行正面盘问：“上次你被刺时，谁先被打中的？”

我苦笑了一下，叹口气说：“大概是我运气不好！”“哦！原来是你第一个碰上了。”他又问：“那为什么离门很近的地方有两点血迹？而受枪伤的人偏偏离血迹很远？”

那两点血迹，一定是我在匆忙中没有揩干净留下的，难怪他对我有这么多怀疑？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答道：“这可能是敌人故意布下的疑阵，破坏我们的现场侦察。”

“你是说敌人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错误的方面去？”“是的。不过，这是我胡乱的猜测。”“啊！刘啸尘！他 猛地抓住我的手，“你聪明，勇敢，是什么东西使你这么坚决？”

我奔到床后，打开皮箱，拿出一包田契扔给张仲年。这是假造的我家被共产党分掉土地的田契。他一张一张地数完以后，惊讶地说：“好家伙，两千五百亩！

我听了这话，猛地握紧拳头大声喊叫：“我要复仇！我要敲碎他们的脊梁，把他们从地球上赶出去！”张仲年连声说：“冷静点，冷静点，你太激动了！”

我演的这幕剧，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宿舍，小余已经搬走了，显然，我已经恢复了自由。

我渴望和党取得联系。这天下班后，我从电车上下来，沿着亚尔培路向南走，冷不防一辆黑色轿车驶到我身旁停下来，里面传出很低的声音：“进来！”

啊！那不是史秀英！我兴奋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拉开车门，弯身进去。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久久地盯住我。

汽车从金神父路向霞飞路飞驶。我轻轻地将这段时间的经过，作了扼要的报告。她屏声静气地听着，从不打断我。

她接着说：“你前一段的任务，主要是站稳脚跟。两个月来，在审查你的时候，你和张仲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这对今后的工作有好处·····.”

汽车转了个弯，她继续说：“你以后要在张仲年身上多下功夫。关于他的经历，我搜集一下，两星期以后告诉你，你认为怎样。”我点头赞同她的计划安排。

汽车驶到外滩白渡桥，我想起一件事，问道：“发 生事故那天，你碰到什么麻烦吗？”她说：“离开房间后， 在走廊里碰到一个伪装三轮车夫的家伙。”

“哦，怪不得敌人判断对方是个女的。”我将地下室的事说了一遍。她愤然骂道：“白白杀死一个无辜的女人，该死，强盗！”汽车在苏州河北岸奔驰了一段路，我跳下了车。

组织安排我利用张仲年的一个社会关系，我将此人的照片压在玻璃板下。这天上班后，冷不防张仲年过来问：“这张照片是谁？”我赶忙答道：“是我已故的姑父郭子衡。

他十分惊奇地说：“哦！他是我的老同学。”我说：“听姑母说，民国十七年姑父在九江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结拜过弟兄，他叫张英。”“对！对！我那时叫张英，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沉醉于追念之中。一会，他哀痛地说：“唉！可惜 他俩都已经去世了。”他不胜感慨地摇头叹息而去。从这以后，他提升我当了他的上尉随从副官。

天气渐渐热了。这天，我在机关吃完晚饭，见行动队杨队长突然忙碌起来，骑着摩托车进进出出，我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走过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杨队长，今晚马连良的《借东风》去不去？”他四下里看了看，说：“失陪了，今晚有紧急任务！我正在调队伍，一道去玩玩怎么样？”

这说明敌人又在准备抓人。现在已经八点二十分钟，我得马上找到张仲年。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他在美军顾问那里。我于是赶紧拿了一件张仲年的夹大衣，向门外走去。

我走进一幢警卫森严的花园洋房，奔上二楼的一间屋内，只见一个美军少校正坐在桌面上，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旁边沙发上还坐着两个人。

我将大衣披在张仲年身上。这时，沙发上一个人说：“依我看，把可疑分子都抓起来，先枪毙一批再说！”另一个附和道：“总统的政策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你们的高见都很中肯。”张仲年挥了挥手说：“我们平时不惊动他们，而是打进一部分人参加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那不是漏掉一个，连一百个，一千个也漏不了！”

美国少校很欣赏张仲年的讲话。张仲年讲得更起劲：“我得马上就出发，请你们等着看我抓回来的是些什么人！”说完，他离开了屋子。

我紧紧地跟着他走出门外，问他到哪儿去？他仍然很激动，“到一个大学去，那儿闹得太厉害了！”他毫无顾忌地把要去的学校也告诉了我。他今晚要进行大逮捕！

我需要立即将情况报告史秀英。走到乱哄 哄 的 机 关门口，我见张仲年找杨队长有事，便对他说声“进 去拿件衣服”，溜进机关找寻电话，可是所有的办公室都锁上了。

我慌忙地从后门奔向马路，而公用电话又在半里以外，怎么办呢？我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时，一辆三轮车过来，踏车的是位老人。我忽然想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办法，跳上车说：“老伯伯，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想找他妈妈，你能不能给我送封信去？”

我说着塞给他一万元。他说：“钱请你拿回去，在急难中算什么。”我于是用暗语写好信交给他。他谨慎地藏好信，跨上车走了，大约只要七分钟，史秀英即可收到信了。

等我取了衣服，从前门走出时，他们才整队上车。我赶快挤进张仲年的车子。车子一辆接一辆，穿过市区，向郊外驶去。

车子驶到一所大学校园里停住，特务一群群从车上跳下来。我心情非常紧张，不知那封信送到没有？这时，忽见杨队长跑步过来，“嚓”的一下，对张仲年行了个举手礼。

张仲年叫他立即带队伍包围学校。杨队长问发生冲突怎么办？张仲年说：“用刺刀可以，但不要开枪。”随即，张仲年带着外勤科长和几个人向一座大楼走去。

楼梯上，正好碰到戴眼镜的秃顶校长。走进一个办公室，张仲年叫校长派人去把嫌疑学生叫出来，名义上是找学生谈话，实际上是要把学生带走。

“不，不！”校长站起来连连摆手，“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请你想想，将来难免有学生放出来，只要有一个放出来，一传开去，人家不骂我是逮捕学生的帮凶？

秃顶校长又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学生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者呢。所以当你们抓走学生时，我必须竭力阻止，并提出强烈的抗议，才对我们今后的合作有好处。”

校长正说着，忽听“噹！噹！噹！”校园里响起激烈的钟声。接着，操场上灯光照耀如同白昼，一大批一大批学生，潮水般地涌向操场。

学生们高呼着口号：“反对迫害爱国青年！”“打倒卖国政府！”“特务走狗们滚出去！”，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子。这情景使我浑身热血沸腾。

一会，外勤科长慌慌张张向张仲年报告，学生们全部冲出校门，到街上游行去了，人数足有三千，其中有教授，也有教工。张仲年焦急起来。

“叮一叮一叮一”电话铃响，张仲年抓起话筒，“喂，是我，你是杨队长吗？什么，各大学全部出动，还有工人到那里，怎么，包围了市政府！这可糟透了！”

张仲年受到沉重打击，气急败坏地摔掉话筒，急急地在屋内走动。有个小特务，因为离开现场十分钟，就成了这次“泄密事件”的牺牲者，被当场揪了出去。

天蒙蒙亮，队伍溜回机关。张仲年叫来特务商量对策，他说：“你们混入游行队伍，仔细观察什么人实际上在起指挥作用，然后一直跟着他到家门口，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几个特务分头执行任务去了，只剩下一个秘书和我。半小时后，我借故离开办公室，在偏僻的小店里，用电话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史秀英。她将新的联络地点告诉了我。

回到办公室，张仲年正在与美军顾问通电话。他说：“噢！····愈快愈好······当然······侦察过程是结束了·.···对！可以动手，那么罢工就自然瘫痪了。哈哈哈····..”

难道这就是张仲年要破坏领导罢工的组织吗？我必须马上和史秀英当面研究。下午，我利用张仲年叫我去银行兑换美钞的机会，驾驶吉普车向虹口飞驶。

马路上，人山人海，千万杆红旗凌空飞舞，激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好不容易驶过苏州河，在横浜桥南边一个加油站停住车。

我步行到永安电影院，碰到了史秀英。我跟着她走进一条小弄堂，将张仲年刚才的谈话说了一遍。

因为我说不出敌人出动的具体时间，搜捕的具体对象，我们约略地谈了一会就分手了。

四点多钟，我回到机关，将美钞交给张仲年。晚上七点半。张仲年叫来杨队长，说平凉路四十七号二楼，共产党领导机关正在开会，叫他和我马上出发，带四五个便衣。

我和杨一起去平凉路，这当然再好不过了，因为我可以做一个暗中的保卫者。于是连司机六个人，钻进一辆福特汽车，急急地向平凉路驶去。

汽车在一条高低不平的马路上停住。下车后，五个人分散在人行道上向前走。过了两条马路，我忽见前面有个女人埋头急急走路，背影很象史秀英。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转过一条狭窄的小弄，史秀英奔跑起来。这时杨队长叫道：“快走！赶上前面那个女人。”另一个人说：“妈的，用枪打！”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奔跑速度比他们快。

我迅速赶到了他们前面，这样既可以阻止他们开枪，又可以用身体掩护史秀英。“啦嗵一声，我故意跌倒在地上。

后面的人，接二连三地打我身上滚过，差不多每个人都摔得鼻青脸肿。随即，响起了一声刺耳的枪声。“是谁打枪？”杨队长喝问。“是我走火。”不知谁应了一句。

等到大家都从地上爬起，史秀英已经消失在黑暗里。我们又走了四十秒钟，向一家两层楼门口冲去。

杨队长领着大家冲进屋里。我首先上了二楼，朝里一看，地板上乱七八糟，书籍纸张散落满地，有两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文件，看样子已经出事了。

“别动！”杨队长举起枪对一个大个子吆喝，“你们已经被捕了！”“被捕？”大个子开头对这话似乎不懂，马上又双手撑腰，哈哈大笑。

笑声一停，大个子满不在乎地说：“真是天大的误会，请看我们的证件，兄弟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另一个矮胖子将证件送到杨队长面前，上面有照片和硬戳，一点也不错。

杨队长愣住了。大个子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两个是留在这儿等候他们的，说不定共产党还要来联络，所以顺便检查检查文件。刚才开会的共产党，我们已经带走了。”

“胡说，这案子是我们办的！”杨队长叫道。大个子镇静地说：“哦！你们是保密局的，都是自家人嘛，谁办的还不都是一样。”双方争吵不休。难道同志们真的被捕了？史秀英呢？

“别动！”突然矮胖子拔出手枪，顶住杨队长的肋骨，说：“你叫他们放下武器，不然就打死你！”杨队长惊慌万状，忙叫“别开枪！别开枪！”他忙叫大家放下了武器。

然而，大个子并不满足，打开一扇壁橱门，喝道：“滚进去！不进去就打死你！”杨队长看看黑洞洞的枪口，乖乖地领着我们几个人钻进了狭小的壁橱。

大个子关好橱门，又“咚咚咚”在橱门上擂几下说：“你们有官司找我们陈司令打吧，对不起，我们走啦！”不一会，就听到了两人下楼梯的声音。

这时，张仲年正坐在办公室里等候消息。等到下半夜，还不见我们回机关，便派来特务接应。由于在橱里闷得太久，从橱里放出时，有两个人是用担架抬上汽车的。

回到机关，杨队长将事情的经过向张仲年汇报。张仲年听得很仔细，隔了半响，才问：“你能确定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吗？”杨队长肯定地答道：“全副武装，一点没认错。”

张仲年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早有宿怨，大骂道：“他妈的！真是欺人太甚！”骂过，他抓起电话，把平凉路发生的事向陈大庆叙述一遍，陈大庆敷衍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上班后，张仲年又叫来杨队长讯问：“这个案子侦察过程，没有发现别人插手？怎么冒出个淞沪警备司令部？”杨队长哆嗦起来：“小的不知道，我只奉命去抓人······”

这时，当天的报纸送到了张仲年的手里。我一看，很大的标题写着：“淞沪警备司令部，昨晚破获共产党重要领导机关，高级领导人全部落网。”下面就是一段新闻报导。

“混蛋，这样卑鄙无耻！”张仲年发怒了，小茶几险些被打翻。特务们都从外面跑进来，等到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整个屋子里，叫声、骂声、拍台子声，乌烟瘴气，闹个不停。

张仲年沉默一会，独自坐上汽车，飞快地去淞沪警备司令部，同陈大庆交涉去了。

过了几天，我按时赶到约定的公园，找到了史秀英。我问起前天晚上的事。她笑笑说，“你在壁橱里被挤坏了吧，有没有去医院住几天？”

“别开玩笑，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你们跌倒以后，我就赶到会场，听到你们的枪声。这时党作出决定，留下两个同志掩护撤退，其余的马上撤走。”

史秀英继续说：“至于第二天报纸上的新闻，那是陈大庆接到张仲年电话后，顺水推舟，捏造事实，欺骗上级搞的鬼。”我恍然大悟，原来大个子和矮胖子都是自己的同志。

史秀英忽然问我：“你知道他们放档案的地方吗？”我摇摇头，她便递给我一本美国画报，说：“这上面有一个人的地址和照片，他是保管员，身边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接受了新的任务。回到住处，打开画报，用药水在一页纸上一涂，画报上便显示出档案室的地址和保管员的姓名。

保管员叫阿陈，我对他有些熟悉，但平时讲话不多。我用了十多天时间，摸索他的行动规律，原来阿陈在机关里受排挤，他有爱逛书场、爱酗酒的特点。

这天，我故意到阿陈常去的一个书场去听书，在第一排坐下，忽见阿陈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刘先生，你也喜欢评弹？”我微微一笑：“江南的评弹好听啊，文雅，动人·····.”

从这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喝酒时，我说：“阿陈，想起来还是冷铁新组长不错啊？”接着，我叙述了自己受倾轧排挤的一些事情，以引起他的不满。

他很有同感。我说：“你看现在小蒋多红！”我大谈蒋经国在上海的声势：“现在小蒋在搜罗各种人才呢！怎么样，我们参加‘新太子系’吧，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呀！”

他问我怎样参加“新太子系”？我说：“据说要送点见面礼，人家要我们弄一点这儿的秘密档案给他，我已经弄过了，你也弄一点吧。”他连连摆手：“不行，无论如何不行的！”

半个月后，我和阿陈又谈起参加“新太子系”。他忽而犹豫，忽而答应，忽而拒绝。最后，他终于勉强答应拿出一份工厂特务外围组织的名单。

我将名单交给了史秀英，名单中只有三人是真的。当晚，我在一条冷僻的马路上，又对阿陈说：“那份名单，他们很满意，因为其中有三人是真的。”阿陈很难堪。

从这以后，他经常将一份份绝密档案材料拿给我，使我们较早地掌握了张仲年的某些阴谋计划。更加重要的是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已经接近尾声，蒋家王朝即将全面崩溃。几天来，机关里大小特务都忙碌不堪，张仲年更是心神不定，他那圆胖的脸，已经瘦削了许多。

第二天凌晨，张仲年通知我去复兴岛参加一个紧急应变大会。车子开到杨树浦路底，马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如临大敌，气氛紧张。

会场设在岛上的一个礼堂里，几百个国民党军政大员已聚集在里面。发言的有汤恩伯的代表，有毛森、陈大庆······他们用大话给自己壮胆，但谁都掩饰不住急于逃跑的心情。

轮到张仲年发言。他慷慨激昂，主张彻底炸毁上海，全部杀光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凶残地说：“今天只有大开杀戒，才能洗刷我们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之仇！

“万一上海沦陷，”张仲年激动起来，“我们也要留下一支秘密地下军，他们都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他们都和共产党水火不相容·····”稀稀拉拉的掌声，打断了他的发言。

紧接着，美军顾问讲完话，会议在凄凉气氛中结束。这时天色阴沉，我看了一下表，已经上午九点多钟。我离开复兴岛，把会议经过，用密写书面寄给史秀英，才回到办公室。

吃完午饭，忽见走廊上一大批人，正准备去执行什么紧急任务。我赶出去问杨队长：“你们到哪儿去？”他说：“到屠宰场！你去吗？”“屠宰场？”我猛吃一惊，随即跟他们出发了。

不一会，来到郊区一个地方。这是一座两幢三层楼的房子，四周都有围墙，里外密布特务，架满轻重机枪。不用说，这是一座关押犯人的监狱。

进到院子。过了好久，一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出来了。张仲年站到一张桌子上，狂叫一声“开始！”特务们疯狂的开始扫射，大屠杀开始了。我心如刀搅般难受。

我愤怒地向张仲年扫了一眼，张仲年微微一怔，用眼睛盯住我，但马上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身旁的人谈笑风生。

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结束之后，特务们三三两两地离去。我也回到了宿舍里。我突然发起烧来，想起张仲年刚才在我看他时的那种反应，久久不能入睡。

“咚咚咚”传来了敲门声。为什么这时有人来找我？我只好打开门，一个店员模样的人进来，将两包东西交给了我。这是紧急警报！是地下工作者通知我赶快离开！

我赶紧销毁了机密用具，带好武器，穿上大衣，改装了一下，迅速离开了宿舍。敌人可能已经监视我了。

一出门，我立即用电话叫来出租汽车，钻进去后，向东飞驰，行驶到福州路江西路交岔处的一幢大楼前停下。

我踏进大楼，爬上六楼，找到一个公厕，换了衣服，随着人群再从福州路边门出来。忽见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影在我跟前一闪。哦！原来是特务小韩。

毫无疑问，他要继续跟踪我。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贴在弄口等一等。约莫十几秒钟，小韩的脑袋伸了出来。我对准他的脑门猛击一拳！他连呼叫都来不及，便倒下了。

旧上海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行人是不会抓我的。我悄悄地隐进人群，深夜，我在四川路一家小旅馆里住下。当夜，我写了一个寻人广告，叫茶房送到新闻报馆。

两天平安地过去。这天下午，我病得神志不清，忽然有人摸我的被子，正是史秀英。我想坐起来，她马上按住我：“党告诉我，你已经被发觉，所以命令我通知你马上转移。”

我问问题出在哪里？她说：“张仲年从大学抓学生受挫折，就怀疑周围的人，特别是那天刑场上，就集中怀疑到你。”我恍然大悟：“果真是这样，这只老狐狸！”

我在史秀英的帮助下，转移到一位老妈妈家里。休息了几天，身体好多了，特别是听到解放军进军上海市郊的消息，更是精神振奋。

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难道能坐等解放吗？史秀英又来看我了。她说敌人正急于要搬走的是机密档案，问我能否弄到保密局潜伏特务的名单。我说能弄到。

史秀英坚持要同我一起去，并和我商量了一个方案。夜里十一点多钟，我们经过紧张危险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然后，向回驶去。

马路上军警林立，实行交通管制。史秀英随身带着一张美国公司身份证，居然通行无阻。可是，当汽车在一条交叉路口转弯时，忽听得“停下！”的吆喝。几支手电照进车子。

正当这时，忽然伸进一只手把我的帽子摘去。紧接着，那人惊叫道：“哎呀！刘啸尘！我们正找你呢！”旁边几个特务迅速向我这边涌来。

史秀英飞速启动车子，冲了出去。只驶出一小段路，敌人的警车追上来了！我问到哪儿去？史秀英说：“到附近工“

“射击！”史秀英发出了命令。我朝后一看，追踪的第一辆车子，已经接近我们，车上的汤姆枪正在瞄准，我随即对司机的头部打了两枪。司机中弹，车子向人行道撞去。

我们的车子飞速地向工厂区驶去。冲过几条马路，不料，在我们前面两个不同的方向，又响起警车的呼啸声，从两条横马路上射出两道灯光，我们的去路被截断了。

我刚要问史秀英怎么办？猛然间，车子一个急转弯，开进一条里弄，向前面的两扇铁栅栏门撞去，只听得“轰隆”一声，门被撞开，车子在门口停住了。

我们立即跳下车，奔向里面的一所房子。这是一幢三层楼的住宅。我们寻到楼梯，急急冲向三楼，走过二楼时，房主人惊慌地看着我们。

史秀英无意中见窗口装着电话，连忙抓起话筒拨动电话，叫道：“是，是，保密局的人正在向我们围攻，非常危急，你们快来呀！”

我正要问她给谁打电话，特务已经赶到了楼下，一面猛烈地向楼上打枪，一面声嘶力竭地叫骂：“刘啸尘！你 这个兔崽子跑不了啦！今天非砍下你的脑袋！”

一眨眼，敌人占领了二楼，连二三楼的楼梯上也出现了人影。我顺手两枪，前面一个不动了，后面一个滚下去。我们居高临下，举枪猛射，有效地封锁了楼梯口。

我们互相勉励着。史秀英忽然从容地讲起了金都惨案。金都惨案是哄动全上海的事件，为了看戏，国民党军队和宪兵发生流血冲突，双方死伤数十人。

话未说完，猛听得楼下院子里枪声大作，自动火器象倾盆大雨向楼上扫射。随即，听得特务的叫声：“不得了，共产党的队伍打进来了！”“快点冲出去！

敌人从楼上冲到楼下院子里。史秀英乘势拉我向楼下冲去，走到二楼，她闯进房间，喊道：“快走！跟我们出去！”房主人一家早乘机走了。

我和史秀英赶紧走到楼下，找到后门，冲出去拐进一条小弄，向前飞奔。

我边跑边问：“院子里来了什么军队？是我们的人吗？”史秀英说：“刚才我用一个女调查员的假报告，把陈大庆的队伍调来了。现在让他们拚命去吧，喔唷唷，我的腿…………”

史秀英已经负伤，疼痛使她不能继续讲下去。我连忙搀扶着她，慢慢地向工人住宅区走去。

这时，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已经清晰可闻，黎明的曙光已经降临黄浦江上空，上海就要回到人民手里了。我们心里多么高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