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抗震英雄李玉林飞车进京报告灾情的传奇故事 原创 梅梓祥

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46周年纪念日。在这场大地震的抢险救灾中，涌现了千千万万个抗震英雄。其中，李玉林最富有传奇色彩，他飞车直奔北京，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报告地震灾情，为中央部署抢险救灾至少抢出了一个白天的宝贵时间。他的英雄事迹至今广为传颂。

李玉林，十五岁当兵，在部队是一名汽车兵。服役10年，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工作。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时任开滦煤矿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从家里的地震废墟中爬出来，就向矿区跑。他路过父母住处，顾不得抢救亲人。

他跑到矿上，触目是倒塌的建筑，无水无电，一片凄惨的景象。这样的重大灾难，最需要党中央派人民军队来。他看到工友崔志亮开着救护车，立即命令：“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唐山地震!”他与武装部干事曹国成、矿友袁庆武四人一起，科学选择安全路线，驾车直向北京奔驰。

在中南海，中央领导一一拥抱李玉林，个个热泪盈眶，听取灾情汇报，确认地震中心位置。李玉林建议派部队、救护车、医疗队尽快到唐山。党中央果断决策，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唐山抗震救灾。

李玉林是最早向中央报告具体灾情的人，他为抢救千千万万个同胞的生命安全做出突出的贡献，但他包括父母在内的14位亲属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李玉林飞车进京报告震情的故事，感动了全国无数群众。在2014年年去世之前，他曾先后接受过国内外500多位记者采访，做过近千场报告。

新华社记者摄。

2006年，在纪念唐山抗震救灾30周年的大会上，李玉林受到胡锦涛总书记接见。当他向胡总书记报告自己的名字时，胡总书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地震之后到北京向党中央报告灾情的人，你很了不起，你给唐山人民立了功。你是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的典型，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

我在旧书市场收藏到1976年李玉林报告会的记录稿，以及他撰写的回忆录《我的六十年》等资料。这里，全文发布李玉林的演讲报告。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社会风尚，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血与火的英雄故事感人至深，经久难忘……

李玉林报告手稿。

首长、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我们矿全体职工、家属，对亲人解放军和医疗队来灾区救死扶伤表示感谢。下面，我就把我们几位同志在北京找毛主席、找党中央报告唐山灾情的经过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7月28日凌晨，我在家，当时不值班，3：40分，我就听到“轰轰”的雷鸣声，从远道而来。我的房子抖动，我马上意识到是地震。我连忙把我们小四一把抓起放在炕下，我爱人和我连忙趴在炕根下（因为去年营口地震宣传，有些常识）。

这回唐山地震是怎么一回事？其说不一。我们感觉是这样的：这次地震，先是垂直跳动，每次跳起来半公尺，我趴在地上有这么四五次，然后南北晃。当时就听整个唐山一个“咣”的一声，然后就是死一样的静，什么声都没有了。我们矿六采区的王心德同志，他看了整个过程。他下班刚从浴池出来，就看見对面六层楼向一边倾35°，再向南倾35°，这么两次就“轰”的一响倒了。转脸一看，身后的浴池也完了。劳动模范王玉祥要上班，走在✕体路，骑着一辆自行车，他就看见前面的柏油路，像水波浪一样，一起一伏，而且天空和白天一样亮，伴有闷雷声，结果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他醒来，发现自己从自行车上被抛出六七米远。

这次地震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来唐山的同志都看到了。后来李先念副总理问我伤亡的程度，我当时是无法回答。我们家属楼38栋、32栋地震后一塌到底，从4楼到1楼压得扁扁的，有三栋倒塌一半，伤亡也是很大的。处于这两楼之间的还有三栋，我家就是这三栋的。当时地震后，余震仍在进行，我一猜想，我得赶忙出去。我就推我小四一把，发现没事；我又推我爱人一把，发现她也没有死，我就让她带孩子出去。这时我爱人吓怔了。我动了动身子，扒开周围碎砖石，再想大动起来。不行，因为有三大块预制板和槽形板把我们盖住了，房边的门也砸扁了。我在地下一想，我的楼都倒了，矿里情况怎样？我得赶快想法出去。

矿井下有数万人，他们又怎样呢？阶级感情把我的心扛在阶级兄弟身上。我不能再趴在地上，我要出去。我好不容易弄断门的板子，把孩子从小孔塞出去，然后我让爱人挤出去，接着我也出来了。出来后，我和爱人讲，你赶快把孩子带到街道的路上，我要去厂里看看。说完，我一鼓劲向南奔去，因为南边有我的厂啊！因为南边有我几万名阶级兄弟还在井下，因为南边还有我们党的机关。我要首先了解厂的情况。后来，有人说我心里没有家，我当时想，没有厂里的大家，哪有我这个人的小家。解放了，我们的开滦工人翻了身，做了主人，我也有了家。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毛主席，能有我这煤黑子的家吗？

今天，自然灾害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造成的损失，我一个工人、共产党员的心啊！我没命地向南跑，我要向党汇报。在我向厂里跑的过程中，在快到大门时，我听有人叫我：“老李！”我一下停住了，“谁啊？”“老李，我这有个孩子，刚才叫喊，现在没声了，我也搬不了这么大石头，快帮我。”当时我心里急于想知道矿上的情况，老张喊我要救这个孩子，我心里有些矛盾：救孩子吧，准误我去厂里的时间，还不知厂里现在有人组织没有，损失有多大？不救孩子，见死不救不是共产党员的品质。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革命接班人，我要救他。我和老张说：“我们快些，这孩子很危险了。”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劲，几百斤重的预制板让我给翻了过去，然后就翻转、搬石头。这时，这半个楼在余震中直向“掉掉”（俗话）。我和老张讲，看样子这半个楼还要倒，快些，不然，我们三个都得砸死。这时，孩子母亲我们已摸到了，可是她已经死了。我又摸一下，摸到了孩子。这时孩子又哭几声，我顺着两个石板缝跟孩子讲：“孩子，你不要哭，你忍着点吧，叔叔把你从这石缝拉出来，因为时间不等人啊！”孩子说：“叔叔，只要你把我拉出去就行。”我和老张就这样拼命把孩子往外拉。孩子出来了，但孩子受了伤。救出孩子，我说：”老张，我到局里去，你看着孩子吧。”说完我就像疯子一样往厂里跑。后来，我知道我们刚离开了三四分钟，那座半边楼就砸下来了。

要说像疯子，我和疯子差不多。地震后，我只穿着一个游泳裤头，也没有背心，浑身都是汗。我顺着铁路往厂里跑。因为大路都堵住了，铁路两边建筑物不多。由于煤矿大震，迎面扑来，都是煤末子，我满脸满身都是煤灰。当我跑到救护队时，连最熟的人都不认识我了。我一看救护队还剩一些人，当时我问:“我们党委有没有人？”他们讲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连忙向那边跑去。看到两个办事员，还有一个砸在里面直叫。上边两个人一看我跑来了，说：“李师傅，下面还有一个人，我俩怎么也弄不出来，怎么办呢？”我问：“你在里面怎么样？”他说：“我一点也没有伤，就是出不去，能把上面这块木头梁搬一下，我就可以出去。”我说：“你不要着急，并告诉上面两个人，你们先救着，我得到总矿组织人去。”他说：“中！”跑到总矿党委，没有一个人出来。我站在倒塌的楼顶上想，没有党的领导怎么办？我们工人阶级要有组织啊！我忽然想到，对面就是市委，找到市委也就有了党的领导。可是市委驻地一样使我失望。我的心啊，万分难受。这次地震把我们党的组织全都破坏了，我像没娘的孩子，东一头、西一头撞。在唐山我没有温暖，我想到了北京、毛主席！我只有到北京去，找党中央，让毛主席快知道我们的灾情。

我站房子上想，这次地震破坏性大，采取正常通讯联络是不行了。我只有找毛主席去，向他汇报唐山灾情，求得党中央对灾区的直接领导。我只有到北京，找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北京城和我们工人阶级心连心啊！我打定主意，但没有汽车怎么办？这时保卫组老曾跑来拉着我直哭：“老李，你看我们怎么做？”我说：“你家怎么样？”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刚从值班室出来。”我说：“唐山发生这样大的灾情，现在我们只有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他说：“对，找毛主席去！”正在这时，从井口开出一辆矿山救护车，年轻司机小崔，我连忙问小崔：“你从矿井口出来干什么？”小崔说：“矿井口的一个工程师、六个区✕长及六个工人统计员都砸死了，我原认为矿上发生瓦斯爆炸，赶忙开车回来叫人。当我走出两公里，才发现路旁两边楼都塌了，我明白是地震。我连忙赶回矿里。”小崔问我：“李师傅，你说怎办呢？”我告诉小崔，我想到北京去，只有党才救得了我们。小雀说：“中！我们赶快走吧，快上车！”小崔是七三年复员战士，他不愧为解放军培养的战士，他完全支持我们去北京。这时机电组袁庆武同志也跑来，他一问，也要去北京。我说，那就快走吧。就这样，我、小崔、老曹、老袁四人开车向北京出发了。

刚走了一段，后面跑来一个老头，我一看，原来是矿上老处长。他一听我要去北京，特别支持，他说：“你放心吧，快去！”我说：“你在家要做三件事，1、把现在所有活着的机关干部、工人组织起来，主要是救人，抢险救灾救人。2、保护好矿井的通风、制氧设备，防止敌人乘机破坏。3、解放以来，我们堆积了大量的对敌斗争✕✕，一定要把档案保护好，这是对敌斗争的宝贵财富啊！”老处长说：“你放心吧，我马上组织。”到后来，我才知道，老处长说马上组织，结果四个小时才组织起来，因为我们矿的多个武装民兵全牺牲了。

车开动了，我就问小崔是不是党员？因为我知道老曹是武装处长，是党员，老袁是劳动模范，矿采区副书记，小崔我不清楚。小崔说：“我是党员。”我说:“你什么时候入的党？”他说：“72年在部队。”我说，“好，我们四人，四人都是党员，这样我们就好统一思想。”我说，“在去北京的路上，说不定还有什么意外情况可能发生，共产党人就要不顾一切，敢于牺牲，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把情况反映给党中央，报告给毛主席。”我原认为小崔年轻，我说：“你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李师傅，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只是我的家，我路过时连看也没有看，也不知怎样？但想到给党中央早点报告，早一分钟让毛主席知道，唐山就早一分钟免遭痛苦，我的家还算什么！”我们的小崔，不愧部队锻炼出来的年轻党员，我们的小崔不愧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说：“对，我们没有别的方向，只有向着北京开。”

1953年，李玉林（挎包者）在部队时与战友合影。

车开了，发现路线不对，平时行车向北京都是走北路，今天我想到走北边公路，沿途桥多，桥长，地震的波及一定对它们有影响。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我认为只有走西路绕，这样虽然多走30公里，但桥少，短。同志们，我是军人出身，以前在部队开过车，在摩托队什么空中射枪，越障碍，越短墙，我都开过车子干过。我知道，我们只要把汽车时速放在65公里以上，一般短桥我完全可以越过去。虽然有点危险，但想到要向毛主席汇报，什么都不顾了。就这么定了，4：9分开到招待所附近，这时我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儿有9个招待所，平时住宿也有5000人，但地震我开车路过，发现活着跑到路上的不到200人。看到这些，更加使我把车开快些快些再快些，早一分钟，再早一分钟……

从唐山到玉田一段，我们停了十九次车。每到一个村庄，贫下中农都堵住。当时他们一看救护车，以为我们是从唐山来救他们去了。我们也救不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只有自救，唐山比你们严重。我们就是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灾情去。贫下中农非常通情达理，即时马路上让出一条道，死人搬过去，伤员扶路边上去，并嘱咐我们越快越好，早些让毛主席知道。到玉田停19次車，做19次工作，受19次教育。

在玉田我找到县委书记，想通过电话联系。这样比我的汽车跑得快。县委书记告诉我们，电话早已中断，无法联系。他问唐山灾情，问地委如何？我说地委不知，市委是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县委书记不愧是党的好干部，他不顾个人与家庭安危，组织抢救队，抢救比玉田县更严重的唐山地委，共产主义“公”字精神放光芒。我也知道了地委九个常务死了七个。

从玉田开出后，路也好一些，我的心总嫌车子慢。我一看小崔专心致志行车，但我考虑小崔毕竟年轻，再要车子再快些。我把小崔让到一边，我来开。一摸方向盘，我恨不得一脚油门到底。最快时我开到90公里／小时，一般都在70公里／小时。

我跑到蓟县，仍然找通讯系统。但蓟县县委告诉我们，他们和天津地区电话也不通。没有办法，我们还要继续开。这时，正好遇到地震局的同志。

说真的，对地震局的人，我一看他们，我的气就不打一处冒，对他们我有意见。他们开来两辆车子，一辆准备在蓟县继续监視震情，一辆在查找中心。他们这时还不知道地震中心。当他们知道我们从唐山来，拉住我们问：“唐山怎么样？”我讲：“唐山全完了。”他说：“你能把唐山地震经过给我们讲讲？”我哪有功夫给他们讲去，我讲：“我要去国务院说去。”这时过来一位领导同志，他说：“这样吧，你们跟我们一个人去唐山去，你看如何？”我说“中”。老袁是个劳动模范，让老袁带他们回唐山。他们地震局一个老卞同志上我们车去北京。

快到北京了，我和地震局老卞同志在思想上不统一，发生了分歧。他要我们去地震局，我要去中南海。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国务院，根本不会接待你们，跟我们去地震局把详细情况写出来，制出报表上报这样才行。”我说：“我相信中央会接待我们。”就这样你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但我心里清楚，方向盘在我手里，我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

到通县路就宽了。在长安街上，我让小崔把警报器拉响。本来应在大车道上，我却跑到小车道上，見车就超。到了北京，我只知道天安门那边那个红门是最高机关，我就把车子开到那儿，离门口20多米下来。我一停，从门口一下跑出来两个班的解放军。过去我来过北京，就看有两个站岗的。这一看，我一下就害怕了，他们荷枪实弹对着我们，把车子团团围住，查问我们要干什么？这时，跑来了四个民警，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车子停在这儿，说着拉开了我们的车门。他们一看我就笑了，我满头满脸都是煤灰，穿个三角儿裤头，赤着脚。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到国务院汇报唐山灾情的，我们不知道中央在哪？就知道最高机关在这儿，就把车开来了。”警察说：“那你们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府右街……”

8.06分到国务院接待站门口。这时，路上人们已上班了，我看了一下时间，除去在玉田、蓟县等处停车时间，我们在路上用了2小时零17分钟。到了门口，我下不去车了，我们老曹和小崔穿着衣服，老卞更是衣帽整齐，我这个小泥人怎么能下车？大街上来来往往正上班呢。我急忙找了件车上的破大衣披着下车。

传达室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他讲：“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是从唐山来找首长报告地震灾情的。”那位老头说：“那你去地震局汇报去。”这时我气得要命。这时，老卞同志劲又来了，说：“怎么样？国务院不会接待你们的，快跟我去吧！”我没有理会他，和那个老头吵起来。我问他：“你能代表国务院？你要不能代表国务院，你赶快给我找人去。今天你不给我找，我就不走了。”

我心急如火，说话如炸雷一样。这时从里面来了一位解放军首长，他说：“你们这位同志火怎么这么大，是什么事呀？”我一讲，他说：“你们赶快进来。”这时我们到了一个大房间，我们一看这间房子，心里有点数。这里都是红地毯，沙发这么高，这位首长让我们坐下，我这个浑身都是煤的人不好意思坐。他拿来一张表，让我们填上姓名、政抬面目、职务、单位，写完他进屋打电话去了。这时又来了四位空军干部，空六军孟副政委也到了。他们是坐飞机来的，比我们晚到六分钟。

首长回到房子，一看又多四个人，一问他们也是从唐山来，向国务院汇报灾情的。首长又让他们填了表，又打了电话。回来后首长说：“同志们都上车，我来带路。”就这样拐弯抹角地到了中南悔北门。首长让我们下车，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首长和他说了几句话，然后他讲：“哪个是李玉林，哪个是孟副政委和老卞？”接着把我们三个叫了进去。

一进中南海，警卫战士直笑。我穿了个破大衣，刮破的布片还飘着，走在前面，孟副政委走在中间，老卞走在后边。他们都很整齐，就我光着脚，浑身黑。再向里院走到到一间大房子里，我一看有很多人在开会，好像熟悉。我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了，原来是纪副总理在开会。我在报纸上見过，这时纪、李、陈、陈、吴、吴德同志等领导一看我们来了，都跑出来迎我们。本来我应该跑上去迎他们，一看首长这样来迎我们，我的腿怎么也迈不动了。纪副总理把我抱住了，纪副总理说：“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就知道唐山是如此严重啊！”陈永贵副总理也来拉我，直掉眼泪。陈锡联副总理拉我的这个手，一直走向房子。走到屋子里，把我们安排在桌子前排坐下。陈锡联同志让工作人员拿来很大一张纸，对我说：“李玉林同志，你能不能把唐山市绘一张草图？”我说：“可以。”因为我当过兵，可以画出来。他们一看我光个膀子，穿个裤头，让工作人员拿了一件医生穿的大褂，是蓝色的，交给吴桂贤副总理。吴副总理要给我穿上，我哪能让首长给我穿衣呢。我要自己穿，吴副总理说：“你看，两手一伸就行了，快！”我四十岁的人了，过去有谁给我拿过衣报呢？今天中央首长亲自给我一个浑身是灰的工人穿衣服，我的心怎么也受不了了！他们然后给我们倒水。李副总理直给我杯子里放大块糖，并说：“快喝些水，不然要感冒的。”中央领导对我们多么关心啊，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多么优越啊。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和工人有这么样深的感情？

纪登奎、李先念

这时，我急于汇报唐山情况。这时纪副总理说：“玉林同志，今天我们六个人都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时，我的心里更激动，我们领导对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如此相信，中央干部的作风又是多么的联系群众，这和×××诬蔑工农兵是相反的，把工农兵说成“愚氓”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提了三个要求：把全国的救护队全调唐山去，因为井下断电、无水、无氧，数万工人就要发生生命危险。这时几个副总理都哭了。李先念副总理讲：“井下是不是一线的希望都没有了？”我讲:“有一线希望！”副总理们一听有希望，都问什么希望？我讲：“矿下有通风设备口，矿工称为‘马路’。”这时吴德副总理解释什么叫“马路”，“马路”就是为通风口打的斜井。吴德同志解放初期在唐山当过地委书记，所以他知道。我讲过第一个问题后，纪副总理打电话让媒炭部、空军各来一名代表，并要工作人员拟稿。这时，副总理又问：“井下一般在通风设备破坏的情况下，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说：“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一听说：“这一个半小时要向毛主席报告。”这时，从后边第三排上起来一个同志，要我详细介绍一下井下的情况。说完，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見。后来，听华总理来唐山时讲，毛主席非常担心井下，当听说井下安全通风时，毛主席非常高兴。

陈锡联、吴德。

我的第二个要求就是：快派亲人解放军，越快越好，越多越好。这时，纪副总理说：“锡联，快下命令吧！”陈锡联副总理：“现在命令，38军、37军、24军、66军和唐山附近所有驻军火速集结唐山，抢险救灾！”正好沈阳李德生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我已把三个师集结，作为第一梯队，准备赴唐，请示中央。”这时陈副总理一挥手说：“一块去吧！”下完命令后，陈锡联又向空军孟副政委了解一下唐山空军的情况。

第三个要求：中央赶快派医疗队，也是越多越好。这时李先念副总理提出问题：“你估计有多少死伤？”我当时无法估计，我知道我的住处一万余人房子全都倒了，当时一听说那么严重，纪副总理说：“让卫生部、商业部领导马上到中央来。”当时，我的心情万分激动，我们中央领导对我这个普通的工人是多么的相信，他们的工作作风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密切联系群众。我提出的三个要求，我们的首长都按照办了。讲完这些，我激动地流了泪：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陈永贵、吴桂贤。

当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时，纪副总理问：“你们来几个人？”我讲来了三个，空军四个。纪副总理批评地说：“为什么不都让进来，快请进来。”这时，当小崔、老曹他们进来时，纪副总理和其他副总理又和我们同志拥抱。我们同志看到副总理今天这样关怀我们，都难过得直哭。副总理把我们几个工人安排坐下，慰问一番。

两小时后，纪副总理还问我，还有什么没有？我讲没有了。他说：“没有了就吃饭。”这时，一说到饭，我就想吐了，心里直恶心。会议室都是红地毯，根本没办法吐。我勉强跑到门外边，到门口一看，院子里也是干净的水磨石，也不好意思吐。我四下寻找，在一个犄角处找到一个痰盂，我就“哇”地吐起来。吐完后，我准备找个地方倒掉，因为气味太大，可是那边也没有厕所。这时来一位战士，他说：“同志，你就放这儿吧，我们处理。”我哪能让人家处理呢。我硬要找地方倒，他硬不让，后来我才回过味来，原来，开会的地方，哪能让别人乱跑呢。战士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又不好意思说我。

回到房子里，纪副总理问：“你病了吧？”我说：“有点。”吴桂贤叫来一位大夫。这位大夫高级，拿的东西也高级，一个小包里面是硬的，外面是软的，他给我测了血压，量了体温，又听了听，拿出一个小瓶。这个小瓶大约和旅行包上的小锁一样大，从里边拿一片与仁丹一样小的药，两分钟后，我就一点也不恶心了。但是，很可惜，中央领导给我们做的饭，我一口没有吃，吐了一陣，看完病，他们都吃好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吃。我只看到黄黄的面条，还有馒头，各种食品。吃饭时，首长们还说：“你们多吃些胡椒面，天冷。”最后，回唐山时，我问小雀：“你们吃的是什么味？”小崔讲：“什么味都有......”

吃完饭，纪副总理讲，你们先回去，再到煤炭部汇报一下。最后讲：“李玉林同志，不管灾情多么严重，困难多么大，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都不在话下。”

我们要走了，纪副总理让工作人员抱来一叠军衣，都是的确良的，要我们换上。我当时不好意思，怎么能穿着首长拿来的军衣呢？这时，副总理们都让我们快穿，不要推了。老曹、小崔有衣服，首长也要他们脱下来，换上新军衣。自然，地震局的老卞也要穿上一套。人家空六軍的副政委没有要。

出了会议宝，纪、陈、陈、李、吴、吴要送我们，我们哪里能要首长送呢？国家大事那么忙，我就说：“你们快回去吧！”纪副总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老曾讲：“灾情严重，唐山灾民吃的问题恐怕要解决。”纪副总理讲：“你们这些不要说了，唐山人民吃的、住的、用的问题，你们需要多少中央就给多少。”又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直接打电话，找我纪登奎，找陈永贵也行。”中央领导对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多么的相信啊！就像跟他的战友讲话一样，名字后面连同志也不加……

这时，要来开会的各部领导都来了，会议室快坐满了。吴桂贤在召呼大家，准备开会，我们让他们都快回去。纪和陈副总理还是送我们出院子，在里面院子门口才停下来。当我们拐了一个弯时，另外两个副总理还在向我们招手。

在出中南海的路上，我逗地震局的老卞同志：“老卞，是你的对还是我的对？”老卞讲：“你的对！你的对！”“要不是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你能看到几个中央首长？”老卞说：“到底工人阶级伟大，工人阶级伟大。”

出了中南海，空六军孟副政委要我们和他坐飞机回唐山，我讲：“不行啊，领导让我们去煤炭部汇报一下，请你们先走。”这时是老卞机会又来了，他说：“我和你们一块去唐山吧。”于是就这样我们兵分两路。

到了煤炭部，几位副部长接见我们。汇报以后，我想起我还没有吃饭，向他们要了些饭吃。下午1点我们回到唐山。当车子快到蓟县时，就看到从四面八方赶去唐山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汽车。这条公路被堵了，你看那，甲字号的车，丁字号的车，甲3超甲3，甲8超甲8。我当时心想到：人民的军队就是听指挥，就是爱人民。再次感到中央救灾的指示是那样的快。

铁道兵第4、11、14师和独立舟桥团接到抗震救灾命令后，火速赶赴灾区。

下午六点，回到矿，这时矿党委已有人了。党委要我到市委汇报。我向市委许家信汇报工作后，就参加矿上抢险队工作（救灾工作略减）。

同志们，抚顺救护队当天6:30分赶到我们矿，他们经过一天一夜战斗，已20多个小时没有吃饭了，我们都忙于救人，谁也想不起来，后来我才想到，他们来了没有吃饭，怎能更好的抗震救灾呢？我向党委建议：是不是让我外出找吃的？党委讲：“对，哪里去找呢？”我讲：“我到遵化去，找王国藩，对于王国藩，我们认为，他是支工一面红旗，我们矿支农，工农挂钩，都认识。”这样，我又用这辆救护车，带了五个民兵，因为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乘机破坏。到了遵化，找到王国藩、王心荣同志，他说：“你干什么来了：”我讲：“我向你要饭来了。”老王讲：“你要多少呢？”我说：“你就按这辆车装，能装多少就多少。”结果很快给我们做了200斤馒头、200斤大饼、500斤点心、500斤西红柿、300斤苹果。就这样，我在车上提着五四式手枪，我叫民兵，我也让他们实弹荷枪，打开刺刀，谁也不敢来抢车了。因为当时情况，上面支援的东西根本进不去城，就在路上给一些人抢了。这里边有一部分受灾群众，但也有的人乘机捣乱，发国难财。同志们，你们在唐山都看到了，前几天每天都要枪毙一些人，阶级敌人总要被坏。就这样，凶神一样地把车驶进市里，抚顺、淮南矿的同志行都有吃的。

地震前李玉林和儿子合影（穿白衣的大儿子震亡）。

晚上，我的麻烦又来了。妹妹来找我，又哭，又喊，又骂说：“你还有家没有？家里死了十四口，你也不回家去看看，还有家没有？”是啊，我怎能没家呢！这时，我想到地震后四天没回家了。晚上回到家，我家在那住了五十多年了，周围的人都认识，比我们大的婶子、大娘、大伯，小的哥儿们兄弟。到了家，人都围上来了，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表扬我的。大婶子说：“你小子，从小看你就不错，对父母、老的都挺孝顺。今天，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也不管你老的，想不到你现在这么混账！”说到这里，大家都哭，妹妹一边哭一边说：“我父亲当时压土不多，当时如果抢救及时，能救治。我的两个小子都压死了。”我说：“婶子、大伯们今天骂我、打我都行，但我觉得现在站在你们面前是一个整人，如果我自己出来就去抢自己家的人，我就是半个人。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不能替自己打算，先替自己打算的人，就是低级趣味的人（毛主席说过）。关于进‘家’，每个人都有‘家’，但我想，没有社会主义唐山这个‘大家’，就不可能有这个‘小家’。我家十四口人没了，但唐山早一分钟来解放军，就能救治几千人，几千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唐山的力量有多大呢？”我又把党中央的关坏讲给他们听。这时家里气氛大变，大家信心百倍，都表示要学习中央慰问电，重建家园。我的一个大伯讲：“我从小就看这孩子有出息，这孩子就是能干，结果他的‘先验论’孔老二思想还是有的。”

1976年8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唐山。在机场接见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时说：“我知道你，是你最先到北京报告的灾情。谢谢你，谢谢你！” 新华社记者摄

一天上午，我正在组织抢救，局里让我带九人去机场开座谈会。我现在己换装了，原来的小裤头换成大裤头了。到机场一看，原来是陈永贵、张才千、谢静宜、范子瑜等同志，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要我们矿尽快恢复。陈永贵讲：“苏修给全世界讲，唐山在地球上不在了。”吃饭时，陈永贵说：“玉林啊，吃饭后不要走了，下午总理来，我们一块接。”这时我急了，因为上次去中央浑身只穿个裤头，那是非常时期，今天形势好了，而且总理要来，我得整理一下，因为我把小裤头换成大裤头，一只脚穿个凉鞋，一只脚穿个拖鞋。我在机场到处找熟人，有熟人换一个，不然多不好啊！可是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只好这样。2.10分，总理飞机来到，他和亲人解放军及省委一一握手。华总理说：“李玉林来了没有？”陈永贵说：“那个穿短裤头的就是。”华总理继续握手，一边说：“怎么还没有到？”这时陈永贵说：“玉林，你还不快跑过来。”一说跑，我真想跑，可是一只脚穿个凉鞋，一只脚穿个拖鞋，还怕跑掉了。我就大步走了过去。华国锋说：“李玉林，你做的很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们要向你学习。”我很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同时又想，我要向毛主席表决心，我讲：“总理，党培养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做，我们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生产，请转告毛主席。”

7.03分，华总理到矿，走到工人中间，问寒问暖，和军首长、工人坐30分钟，最后说：“是不是井下比井上小？”小刘说：“是这样。”华总理在矿上讲了10分钟，三层意思：一代表中央慰问，讲卫生，搭棚子；二表扬了我，你们李玉林及时把情况报告给中央，毛主席表扬了我；三要求我们尽快恢复生产，苏修在全世界讲，中國唐山掉进万丈深渊。

我们几个同志汇报，荣誉是唐山人民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背包袱，中央给我们的军衣，我们要放在阶级教育展览馆，教育子孙后代，加强学习，我们几个人决心，加倍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1976.8.17

李玉林（戴安全帽）参加报告会。

李玉林资料、照片

李玉林，1935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49年进开滦唐山矿做工，1950年参军，1959年转业回开滦唐山矿。1975年、1976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唐山市级劳模，历任汽车司机、矿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矿工会副主席、矿党委副书记，局、矿篮球教练。1994年退休。2014年逝世，享年79岁。

《人民日报》以及媒体采访报道李玉林事迹。

李玉林撰写的回忆录。

唐山地震纪念馆模型。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