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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照片与新闻无关

  在淘宝网不计其数的网上服装店里,刘仁艳的店铺并不起眼。从今年5月12日开张以来,这个名叫“北川羌族小妹”的服装店,至今一共只做成了98单生意,平均一天还不到一单。很多时候,甚至两三天没有一个顾客上门。
  
  但来过这里的许多人,都会被店铺里那些真人模特的照片吸引。这是一组特别的照片——地点是一处简陋的天台,在并不晴朗的天空下,店主刘仁艳站在一把鲜艳的红凳子上,摆出各种各样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姿势,展示着自己身上待售的服装。
  
  这些“业余”的时装照,出自一位名叫傅拥军的专业摄影师之手。浙江省《都市快报》的这位摄影部主任,此前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他的镜头对准的大多是突发性的新闻事件。2009年,这个在国内已小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还获得了国际摄影记者的最高奖项荷赛奖。
  
  但这一次,他的镜头不是用于纪录,而是想为这个22岁的北川羌族女孩做点什么。她原本在广东顺德一家电子工厂当文员,但“5·12”地震,她17岁的妹妹刘仁春不幸遇难,为了陪伴孤独的父母,她辞去工作回到四川,开始了网上创业生涯。
  
  “这些照片和新闻没有什么关系。”傅拥军说,“它们讲述的,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在庞大而不可捉摸的命运面前,顽强寻找自己生命出路的普通故事。但我相信,会有人从这些照片里,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东西——力量、勇气和爱。”
  
  1
  
  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北川中学废墟上一本带血的笔记本说起。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傅拥军来到北川中学的废墟上,那时候,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个摄影记者看到,许多救援的大型设备车辆依旧在废墟上忙碌着,脚边散落着许多再也找不到主人的物件——敞开的书包、满是尘土的书本和笔、还有一些纪录着年轻面孔的照片。
  
  在震耳欲聋的机械轰鸣声中,这个38岁的男人噙着眼泪,边走边翻捡着脚边的遗物。不知道过了多久,一本带着触目惊心的血迹的日记本,突然进入了他的视线。
  
  笔记本的封面上,贴着两张大头照。中间最显眼的那张,是一对情侣的合影。右下角还有一张单人照,一个小姑娘对着镜头,打着V字形手势,露出俏皮的微笑。不过,原本乳白色的封面,已经被血液浸透了,粘在一起,现出灰暗的颜色。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把笔记本翻开,扉页上写着主人的名字“刘仁春”。他一页页地翻着,在笔记本的最后,他发现了6个电话号码,分别写着:爸爸、妈妈、姐姐、老师,还有两个同学的名字。
  
  这个摄影记者原本想把笔记本带走,但他又觉得,“也许把它留在这里,是最好的归宿”。于是,他拿起相机,拍下了这6个电话号码,然后又把笔记本轻轻放回了原处。
  
  但这成了这个摄影记者从业8年来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当天晚上,傅拥军回到了绵阳的宾馆。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他拿起电话,决定试着拨一下这6个号码。他一个接一个地拨,前几个都无法接通。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拨打了“姐姐”的号码,这次,话筒那边竟然传来了通畅的拨号音,一个女孩接通了电话。
  
  傅拥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是刘仁春的姐姐吗?”
  
  “你有我妹妹的消息吗?!”话筒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2
  
  这是地震之后,刘仁艳第一次听到有关妹妹的消息。
  
  那些天,远在广东的她不断地拨打家人的电话,却怎么也拨不通。她心急如焚地赶回了四川,但通往北川的道路已被封锁,万幸的是,她从一个逃出来的老乡那儿,知道了父母平安的消息。
  
  可妹妹呢?
  
  这本是北川县开坪乡里一个普通的羌族家庭。父母务农,还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但镇上人少,生意一直不太好,每天能赚个十多块钱,也就够家里人的温饱。
  
  在北川民族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刘仁艳的成绩一直都保持班上前五名,按照老师的推测,她高中考上北川中学没什么问题。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如果她要继续读书,那妹妹的学费就成了大问题。姐妹俩从小的感情就很好,妹妹刘仁春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力气也比姐姐大很多,刘仁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两人一起上山去捡柴火,妹妹总让她背树枝,自己背更重的树棍。家里穷,姐妹俩有时也会“抢”一些东西,刘仁春最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她总要穿姐姐换下来的旧衣服。
  
  不过,在姐妹俩究竟谁上学的问题上,姐姐还是作出了牺牲。2003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刘仁艳就离开了家乡北川,去广东顺德的一家美资电子工厂打工,家里三口人一起赚钱,供妹妹上学。
  
  在外打工的那些日子里,妹妹每个星期都要和刘仁艳通上几次电话,有时候,她还会和姐姐自己的小秘密,比如,她不喜欢班上的某个女生,或者是班上某个男生偷偷给她写来了情书。她最喜欢问姐姐的就是:“就要过节了,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
  
  2008年5月11日那天晚上7点多,在学校寄宿的妹妹,又给刘仁艳打来了电话。当时刘仁艳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自考,所以只和妹妹聊了不到5分钟。不过,刘仁艳告诉妹妹,自己刚给家里寄去了几件新衣服,其中有一件是给她买的。
  
  “那你和我说说啊,衣服是什么样子的?”小姑娘在电话里兴奋地问姐姐。
  
  “要保密。你回家就能看到了啊。”刘仁艳笑着回答。
  
  这却是姐妹俩的最后一次通话。第二天地震了,被掩埋在校舍废墟中的刘仁春,再也不能看到姐姐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了。   
  3
  
  不过,在接到傅拥军的电话时,刘仁艳依旧对妹妹的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她迫不及待地问起傅拥军事情的原由。
  
  电话里,傅拥军讲述了自己捡到日记本的经过,他还告诉刘仁艳,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都集中在绵阳的长虹影院。两人约定,第二天早上在那里碰头,一起寻找刘仁春。
  
  那天早上8点半,刘仁艳带着妹妹的照片,在长虹影院的门口和傅拥军碰面。她在剧院门口的幸存学生名单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刘仁春”三个字,而妹妹所在的高一(7)班,只有7个人在幸存名单上。
  
  值班的教师为刘仁艳叫来一名头裹纱布的男生,他是刘仁春的同班同学,可地震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刘仁春。接下来,刘仁艳便听到了她难以承受的消息。一个被救援者从废墟中救出来的女学生说,她和刘仁春刚逃了几步,楼就塌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废墟下,她喊着刘仁春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摸到了边上的那双手,手已经凉了。
  
  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的眼光来看,2008年5月18日的这个早上,刘仁艳寻找妹妹的过程,将会是一组很好的新闻摄影作品,但作为一个人,一直陪着刘仁艳寻找妹妹的傅拥军,却实在不忍心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后来,他甚至关掉了机器,一心一意地帮助刘仁艳打听刘仁春的下落。
  
  即使是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刘仁艳在人群中穿梭着,手拿着妹妹的照片,泪流满面,焦急地向身边每个人打听消息的那幅场景,依然能在这个38岁男人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
  
  “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拍下这些照片,作为一个人,我问心无愧。”他说,“但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把那本日记本捡回来,毕竟,这是刘仁春能够留给她家人的最后一点记忆。”
  
  是的,这一年多来,刘仁艳和父母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祭拜她的地方。日记本早已不知所踪。如今的北川中学原址,已经是一片被铁丝网包围着的瓦砾场,这个17岁女孩所在的那座教学楼,也成了一片永隔阴阳的黄土。   
  4
  
  可生活却不会因为悲伤而停止。
  
  如果留在广东,刘仁艳无疑有着更好的发展。这是个上进的女孩,在枯燥的配件车间干了两年后,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主管的赏识,调到了管理部门做文员。这几年,她一直在读深圳大学自考大专的物流管理专业,地震之前,自考的16门课程,她已经考过了15门。
  
  2008年年底,那家工厂准备提拔她当工会主席助理,这就意味着她能从一个普通文员晋升为工厂的中层管理。但让大多数工友感到意外的是,她却决定辞职回到四川。
  
  妹妹死后,父母终日思念,身体越来越不好,尤其是母亲李秀琼,原本就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这一年中,又得了慢性鼻炎,不断地咳嗽,吃任何东西都尝不出味道。
  
  “其实我是很矛盾的。”刘仁艳解释说,“但没有办法,妹妹已经不在了,父母就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她四处寻找工作,然而正赶上金融危机,许多工厂都在裁员,刘仁艳连连碰壁之后,最终在成都一家服装批发市场当起了导购员。每天凌晨3点来钟,她就要起床,接待那些一大早来“批货”的主顾们,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休息,每个月拿到手的,也不过1000块钱出头。
  
  而从地震灾区采访回去后,傅拥军又慢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轨道里——出差、采访、拍照,这个摄影记者重新开始了他忙碌的工作。
  
  但总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刘仁艳联系,问问这个让他挂念的姑娘的近况。尽管此后很久都没再见面,但他却一直想着这个北川女孩和她的家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帮助刘仁艳开网店的念头,是突然间钻进傅拥军脑子里的。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傅拥军接触过很多开网店的年轻人,他们生意大多做得很不错,而且杭州又是国内服装业最为发达的省份,如果他能帮助找到货源,那么刘仁艳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可是刘仁艳对网上开店几乎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她对网络的了解仅限于QQ聊天,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更别提网上开店“这么专业的事情”了。
  
  于是傅拥军为她物色了“辅导老师”。那是他一个开网上服装店的朋友,叫王芳,是个和善的女人,在地震的时候,她曾经捐过一些钱物,也一直想着,能够帮助灾区的人。
  
  傅拥军给刘仁艳买了到杭州的往返机票,这个羌族姑娘第一次来到这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可她并没有时间游玩,在王芳的店里,她呆了整整五天,学习网上开店的全过程。
  
  在王芳的眼中,这是个文静有礼貌的姑娘,总是把“谢谢你”挂在嘴上。而刘仁艳的聪明劲也让王芳感到吃惊,很多很复杂的程序,只要教上一遍,她就马上学会,操作起来,甚至比店里的很多熟练工都要轻松。
  
  但在那五天里,王芳似乎没有见过她“真正高兴的样子”。有时候,刘仁艳也会笑,但眉头却一直锁着,在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一个人沉默不语。
  
  在杭州的最后一天,傅拥军带着《都市快报》摄影部的同事们,在一家KTV给刘仁艳送行。那天,刘仁艳显得特别高兴,她喝了几口酒,还给人们跳起了羌族的传统舞蹈,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小会儿。
  
  可现在,回忆起这一幕,刘仁艳却有些内疚起来。因为那段羌族舞蹈,是过去妹妹还在的时候,她们两个经常一起跳的。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些能找到(遗体)的家庭,起码,他们还能有个说话的地方。”坐在泛着微光的电脑屏幕前,这个22岁的姐姐低声说着,眼泪悄悄地从眼角流出来:“有很多人告诉我,你要把妹妹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啊,可是,我总想问他们,求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的好妹妹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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